1975：珠峰英雄

　　1975年5月27日，中国登山队队员索南罗布等9名勇士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他们在顶峰上开展一系列科考、测绘活动，创造了登山奇迹，震惊了世界登山界。

　　这是继1960年王富洲、贡布、屈银华首登珠峰后，中国人第二次站在世界最高峰之巅。新一代登山队员不怕牺牲、英勇拼搏、顽强奋斗，表现出无高不可攀、无坚不可摧的“永攀高峰精神”，成为各行各业学习的榜样，成为全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

　　回望50年前的这段登山历史，发生在冰峰雪岭间的点点滴滴，让人心潮澎湃，荡气回肠。

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的雄姿。摄影：多吉占堆

　　攻坚克难

　　1975年3月，中国男女混合珠峰登山队来到珠峰脚下绒布寺旁海拔5000米的地方安营扎寨，擂响了再次向世界最高峰进军的战鼓。

　　这是一支史上最庞大的登山队：全队有434人，其中登山运动员125人（女队员38人），测绘人员74人，科考人员30人，大本营工作人员70人，承担安保任务的解放军官兵80人，承担低海拔区域运输任务的农民工55人。

　　在中国登山界极具号召力的史占春担任登山队长，许竞、张俊岩、陈荣昌、米玛扎西、潘多等任副队长，王富洲任政委，邓嘉善、邬宗岳、嘎久群培等任副政委。

　　这次攀登，有着特殊的意义。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登顶珠峰，实现了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创举。但由于登顶是在4时20分，夜色中无法采集图片和影像资料，国际上不乏质疑声。1964年，国家曾决定在1967年以北上南下的方式再登珠峰，并于1965年修建了从定日县到珠峰大本营的简易公路，组织新队员先后两次到珠峰训练，可后来无果而终。

　　中国登山队再次集结珠峰，志在必得。

　　从大本营到珠峰顶峰，第一道难关是海拔7000多米的北坳。3月18日，登山队派出由许竞和邓嘉善带领十几位教练员和年轻运动员组成的侦察修路队，开展第一次适应性行军，在通往北坳顶部前的冰壁上钉上冰锥，架设主绳和金属梯，刨平数百个台阶，打通了北坳天险。与此同时，100多名队员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适应性行军，并把部分物资运到海拔6500米的高度。

　　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整，登山队很快组织了第二次行军，先后建起了海拔5300米、6000米、6500米和7028米的4个营地。

　　4月中旬，登山队组织第三次行军。北坳上方有一段平均坡度在40度左右的冰雪山脊，通常刮着七八级以上的大风，被誉为“大风口”，是登顶的第二道难关。罗则回忆，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他们将手中的冰镐用力地扎在冰雪里，扶着冰镐休息片刻后，又继续顶着大风艰难前进，“从上午9点到中午12点，我们才前进了100多米。”

　　经过三次适应性行军，登山队大多数队员到高海拔地区进行适应，侦察和修通了到海拔8100米的行军路线，完成了氧气、食品、燃料和科考装备的高山运输任务，建立了各个高山营地，为突击顶峰打下了基础。同时，不少队员因不同程度冻伤或高山反应严重，无法继续登山，被送往拉萨等地治疗。

1975年，在珠峰陡峭的山体上，登山队员们在结组攀登。西藏登山队供图

　　屡战屡挫

　　4月下旬，登山队进行第四次行军，并伺机突击顶峰。

　　24日和26日，突击队分两批先后从大本营出发，但随后即遭遇暴风雪，分别在7450米和6500米营地受阻。

　　5月2日，天气稍有转好，第二梯队从6500米营地经过12小时的攀登，抵达7790米营地。

　　首次到达这个高度的罗则回忆：“有的队友胡须和眉毛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霜，像化了妆的圣诞老人。由于非特殊情况不能用氧气，大家睡一阵醒一阵，休息得并不好。”

　　5月4日，到达海拔8200米营地的第一梯队为藏族女队员桂桑组织了入党宣誓仪式——党组织批准她火线入党。

　　17时许，在一片狭窄的黄色岩石坡上，尼玛扎西和罗则双手展开一面鲜艳的党旗，18岁的桂桑激动地举起右拳，郑重宣誓。这难忘的一幕，由邬宗岳用电影摄影机拍摄了下来。

　　多年后，桂桑曾向笔者讲述这段经历：“那天风和日丽，阳光灿烂，我终生难忘。后来两次攀登珠峰路过那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停下来寻找当年宣誓的那块地方，心里感到特别温暖。”

　　按计划，突击队将于5日到达8600米的突击营地，6日向顶峰发起第一次冲击。

　　意外却发生了。

　　5日，邬宗岳带领突击队向突击营地进发。为了拍摄队员们攀登的珍贵镜头，他解开结组绳，走在队伍后面进行拍摄。队友们每次要求他回结组，他总是说：“这是任务，不能耽搁，你们先走吧。”

　　邬宗岳渐渐落在了后面，晚上9时许，当大部队到达突击营地时，他还没有上来。几名队员去接应，但在夜色茫茫中没有一点踪影。有的队友冒着冻伤的危险，脱下鸭绒背心想点火照明，但因风大，根本点不着火。大家集中所有的手电筒照向邬宗岳上来的方向，一边照、一边喊，希望他能顺着手电的光，顺着喊声上来。

　　罗则说：“我们喊了一声又一声，始终听不到他的回答，听到的只是山谷的回音。我们度过了一个寒冷加缺氧、加疲劳、加担心的一夜。”

　　在历次行动中表现突出的桑珠由运输队加入了突击队。他说：“我们在8600米的韧脊上搭了３顶帐篷，那天上去的有26人，挤在3顶小帐篷里，像羊群一样。地基不平，帐篷又是斜的，一刮风，帐篷杆就缩进去了，大家差不多坐了一夜。”

　　6日早上，驻扎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两个梯队分别派人去寻找邬宗岳，成天亮和洛桑坚赞在海拔8500米的地方发现了邬宗岳的背包、冰镐、电影摄影机和氧气瓶，而在旁边的陡坡上，看到有滑坠的痕迹。根据这些迹象，大家判断，邬宗岳是在休息时滑坠遇难的，为登山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邬宗岳1933年出生于重庆云阳，在1960年曾登达珠峰海拔8500米高度。这次攀登，他高反强烈，从海拔6000米以上就遭遇失眠的困扰，但仍坚持到底。他多次表示：“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带领大家登上顶峰！”

　　在行军中，邬宗岳除了和大家一样背着鸭绒睡袋、氧气瓶、食品等东西外，还多背一部电影摄影机、一架照相机和一支信号枪，要不断地拿出器材拍摄队伍行军的镜头，而后再努力去追赶队伍。在登山队里，邬宗岳是认真学习、勤奋工作、团结同志的模范，既是好干部，又是出色的教练员、摄影师等，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邬宗岳的牺牲，激励着突击队员们勇往直前。但天公不作美，8000米以上区域又刮起了十级以上的大风，队员们一直等到6日11时仍然无法行动。登山队决定将突顶时间推至7日。

　　7日晨，就在尼玛扎西带领大家准备出发时，意外再次发生：桂桑刚走出帐篷就昏倒了。罗则和桑珠刚好站在帐篷门口的两侧，立刻给她戴上氧气面罩。过了几分钟，桂桑苏醒过来，哭着问：“我怎么了？”

　　这一天，高空风有增无减，确实不具备冲顶的条件，行动再次推迟，突击队全体撤回8200米营地待机。从大本营传来的消息说，8、9日有一次好天气，突击队党支部准备组织人员再次突击顶峰。

　　此时，突击队离开大本营已经十几天了，体力消耗极大，大部分人睡着后怎么叫也叫不醒，有人从这个帐篷到另一个帐篷连抬腿走路的力气都没有。此外，所带的氧气、食品、燃料也所剩无几，差不多就要弹尽粮绝了。

　　听到要再次突击顶峰，队员们依然纷纷请战。8日13时，9位队员实施第二次冲顶。

　　当他们到达海拔8300米时，女队员昌措嗓子发炎，呼吸非常困难，成天亮安排拉旺护送她下撤。攀登到海拔8500米时，仁青平措又出现了异常的举动，步伐越来越慢，大家这时才发现他的双手严重冻伤，肿得连鸭绒手套也戴不进去，甚至还出现了昏迷状态，最后连站起来的能力都没有了。队里确定由罗则护送他下山。

　　9日，登达海拔8500米营地的队员只剩5人了。洛桑坚赞说他头晕，珠峰在旋转，走不动了，只能留在营地休息，成天亮、王洪宝、桑珠和索南罗布四人再次尝试突击顶峰。为了节省体力，他们没有顺着山脊上，而是沿着一条比较平缓的碎石路往前走，结果走偏了，最后走到了悬崖绝壁前。这时他们只能一边往回走一边找路，在岩墙上爬了好几次，由于体力消耗极大，都没能爬上去。

　　这次冲顶，突击队员一路背着一副金属梯，准备架设在第二台阶。走冤枉路的这一天，背梯子的是桑珠。

　　紧接着，成天亮突然晕倒，王洪宝也累得不行了，失去了攀登能力。索南罗布和桑珠向大本营报告，请求把两位队友送到8500营地，由他们两人继续向顶峰攀登。

　　鉴于山上的情况，登山队决定，突击队暂时撤回大本营，冲顶行动再次失败。

珠峰变幻莫测、多姿多彩的云朵。摄影：多吉占堆

　　关键时刻

　　就在这屡战屡挫、万分艰难的时刻，党组织再次向尚有攀登能力的队员们发出了号召。

　　5月14日、15日两天，登山队在大本营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传达上级指示，分析前4次行军和2次突击顶峰失利的经验教训，再次开展动员，大家互相鼓干劲、表决心，人人奋勇争先。

　　史占春宣布了18名突击队员的名单和分工：索南罗布任突击队党支部书记兼第一组组长，队员有大平措、拉旺、才旺多吉；罗则任党支部副书记兼第二组组长，队员有潘多、侯生福、桑珠、丹真多吉、阿布钦、昌措、桂桑；嘎久任第三组组长，队员有洛桑坚赞、罗朗、次仁多吉、杨久辉和尼玛扎西。不承担登顶任务的气象工作者、后勤人员、医务人员等都要参加不同海拔高度的运输工作，为登顶队员提供后援。

　　17日、18日，突击队3个组先后从大本营出征。20日，第一组到达海拔7790米的营地。从这天开始，山区暴风雪持续了4个昼夜，他们顽强地在这里坚守了下来。然而，由于恶劣的天气，队伍严重减员，拉旺、才旺多吉、嘎久、罗朗、丹真多吉等人因高山反应，桂桑因开水烫伤脚，被迫下撤。突击队调整为2个组开展行动。

　　24日13时许，索南罗布带领第一组的大平措、次仁多吉、贡嘎巴桑和杨久辉，从海拔7790米出发强行攀登到海拔8200米的营地。

　　25日，杨久辉因高山反应留下，其余4人通过“第一台阶”，到达海拔8600米处，建起突击营地。之后，大平措和次仁多吉留守营地，索南罗布和贡嘎巴桑继续向上前进寻找“第二台阶”，在确认攀登路线后于天黑前顺利返回。

　　同一天，罗则带领第二组的潘多、桑珠、昌措、阿布钦、侯生福、洛桑坚赞离开7790米营地，顺利抵达8200米营地。为了第二天能更好地完成行军任务，他们把部分帐篷、锅、炉子和食品等物资往上移到8300米的一块大石头下。

　　26日晨，昌措因嗓子严重肿痛被迫退出，洛桑坚赞也因高血压体力不支，队里安排拉旺护送他俩下山。其余队员继续向上攀登，经过一番迷路的折腾，最终在天黑前到达了突击营地，和第一组队员会合。

　　搭好帐篷后，罗则把从大本营背来的两斤带臭味的干羊肉拿出来，切成小块放进锅里，熬了一锅香喷喷的糌粑糊糊，几个人一边聊天一边享受这顿独特的晚餐。

　　就在第二组队员向上攀登的时候，第一组队员则全力以赴在珠峰攀登路上最大的难关——“第二台阶”上架设了永久性的金属梯。

　　“第二台阶”处于海拔8680米到8710米之间，是坡度约60至70度、高度约30米的峭壁。英国人早先预言“人类无法逾越”。1960年，中国登山队曾用消防中“搭人梯”的办法首次跨越成功，但却付出了用时5小时、队员体力透支、冻伤致残等代价。

　　在如此高的海拔，正常行走都很困难，更别说要把金属梯固定在岩壁上。索南罗布说，那天高空风很大，为了节省氧气，他们基本上没怎么吸，一个人干一会，累得实在不行就换一个人来干，费了很大的力气，最终完成了任务。

　　从此以后，凡是从北侧东北山脊传统路线攀登的国内外登山者，均通过这次架设的梯子成功登顶。这个功勋卓著的金属梯，被称为“中国梯”。

　　32年后的2007年春，西藏登山学校在“中国梯”的右侧岩壁上搭建了一个更高的金属梯，避开了原先梯子顶端处因有块突出的岩石而给攀登者带来的困扰，使攀越“第二台阶”变得更加便捷。次年，鉴于“中国梯”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西藏登山学校派人去拆除、收集“中国梯”及其附属物件，并运回拉萨陈列在登山博物馆，成为弥足珍贵的登山文物。——此是后话。

　　5月26日晚23时，在两组队员会合后，索南罗布主持召开了也许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次会议——党支部扩大会议，全体突击队员参加。

　　索南罗布传达了大本营的指示以及登山队党委对突击队全体队员的鼓励与期望，并做详细的工作安排。他激励大家说：“共产党员要以党性来保证，一定要完成好党交给的每一项任务。”“能前进，决不后退；不能前进，创造条件前进！”

　　9名队员在极高海拔奋战了一天，身体极度疲劳，高山反应也比较重，大多数队员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但每个人都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

　　罗则使出全身的力气，用沙哑的声音说：“我们现在处在最关键的时刻，为了明天登上珠峰，我们要做好付出一切代价的准备，做好不怕冻伤手脚，不怕冻伤鼻子，不怕冻掉耳朵，不怕与老婆离婚，不怕找不到对象等最坏的打算，就是爬也要爬上去。”

　　唯一的女队员潘多也表达了坚决登上珠峰的决心。突击队员个个心潮澎湃，斗志昂扬。

珠峰“第二台阶”。西藏登山队供图

　　登临巅峰

　　27日晨8时，突击队分两个结组先后向顶峰发起冲刺。第一组由索南罗布在前开路，他背着两条主绳和修路工具，贡嘎巴桑背着一瓶氧气和睡袋，大平措背着三角架，次仁多吉背着一瓶氧气。第二组由桑珠在前开路，阿布钦、潘多各背着一瓶氧气，侯生福背着摄像机，罗则背着睡袋和报话机跟在队伍的后边。

　　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珠峰地区，空气中的氧气只有海平面地区的三分之一，在这种严重缺氧的情况下，他们一直走了一个半小时都没有休息。9时30分左右，突击队员们通过“第二台阶”，休息了10分钟，轮流吸点氧气，继续向前挺进。

　　翻过海拔8700米处的一个小山包后，正前方出现了一块几乎是垂直的冰坡，队员们只好向北横切三四十米，再通过一片陡峭的岩石坡向西行进，艰难地爬到珠峰东山头的上部。在这里，他们发现了1960年登山队留下的一个法式氧气瓶、信号枪和几发子弹。

　　12时30分，队员们来到离珠峰顶部大约五六十米的地方。他们沿着山脊内侧波浪式的雪坡上前进，顶峰距离越来越近了。

　　这时，索南罗布感到结组绳突然一紧，回头一看，跟在他身后的贡嘎巴桑突然晕倒了。索南罗布迅速把他抱住，让他吸氧休息片刻，对他说：“你看，前面就是顶峰了，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九个人很快就要到达顶峰了，我们要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贡嘎巴桑流着泪，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举了举拳头，表示能继续坚持上去。

　　14时30分，索南罗布、潘多、罗则、桑珠、侯生福、贡嘎巴桑、大平措、次仁多吉和阿布钦等9名勇士终于胜利登上地球之巅，潘多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女性。

1975年登顶珠峰的“九勇士”。西藏登山队供图

　　获知突击队登顶的喜讯，登山大本营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响彻云霄，人们纵情欢呼我国登山健儿再次攀登珠峰的巨大胜利，久久沉浸在欢乐之中。中华儿女用自己的英雄行为，在世界登山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到顶了，确实很高兴，终于成功了，太好了！前面那么幸苦。抽空往下一看，大本营根本看不到，山那么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大本营。”对这一刻，桑珠终生难忘。

　　在顶峰上，队员们忘记了疲劳，顾不上庆祝，按照分工加紧进行各项工作。对此，罗则总结出如下八大工作：

　　——向党和人民汇报胜利的喜讯

　　侯生福用报话机向大本营报告：“我们已经成功地登上顶峰了！请大本营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转告这个喜讯！”

　　——竖立金属觇标，测量珠峰高度

　　队员们把多节金属部件连在一起，以三足鼎立之式架起来，并用尼龙绳固定，竖起高3米、上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登山队”的红色觇标，用以精确测算珠峰高度。

　　——展示五星红旗

　　桑珠从背包中取出一面国旗，和索南罗布一同展开。罗则看到举得不够高，便站到国旗后面再往高举，其他人庄严地站成一排，以红色觇标为背景，拍摄下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幕。

　　1975年5月27日，中国登山队9名队员成功登顶珠峰，从左至右依次为次仁多吉、阿布钦、潘多、大平措、贡嘎巴桑、索南罗布、罗则、桑珠。摄影：侯生福

　　——采集岩石标本和冰雪样品

　　贡嘎巴桑和阿布钦、次仁多吉等用铁锤在峰顶北侧的岩壁上敲下9块大小不等的岩石标本。索南罗布从背包中拿出两个塑料瓶，装入顶峰的冰雪样品。

　　——遥测地球最高点上的人类心电图

　　潘多拿出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耐低温无线电心电图遥控仪器，在刺骨的寒风中静静地躺了六七分钟，她的心电图数据及时传到了20公里外的珠峰大本营。这是人类医学史上的首次。

　　——测量峰顶上的冰雪深度

　　罗则在顶峰的最高点向下挖了30厘米，又把冰镐的手把尽力插下去，最后经过比较计算，测出顶峰陈年冰雪厚度为1米。

　　——安放毛主席微型石膏塑像

　　在顶峰的一处岩石槽中，罗则找到了15年前贡布等人带上来的毛主席微型石膏塑像，再次安放在金属觇标的旁边。

　　——拍摄顶峰活动资料和登顶纪念照

　　侯生福艰难地举起电影摄像机，全面记录了顶峰上的所有活动。索南罗布在较低的角度把顶峰上的全景仔细地拍摄下来，并把新竖立的觇标和准备下撤的队友都装进镜头中。阿布钦则以红色觇标为背景，给每位队友拍摄了登顶纪念照片。

　　在峰顶无氧停留70分钟后，队员们开始下撤，当晚21时许返回突击营地。29日下撤途中，他们在海拔8200米处的岩槽下发现了邬宗岳的遗体，大家惊呆了。经请示，大家整理好英烈的遗体，小心翼翼地找了很多石片将遗体盖住，肃立在墓堆旁，流着悲伤的眼泪三鞠躬，悼念永别了的战友！

　　5月30日，九勇士凯旋大本营，受到热烈欢迎。

　　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珠峰后，身处大本营的新华社文字记者周长年、摄影记者程至善连续发出《我国登山队胜利地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英雄们再次登上地球之巅》《英气撼山岳 奇志比天高——记中国女子登山运动员征服珠穆朗玛峰》等两万多字的新闻和大量珍贵图片，中国登山健儿创造的奇迹，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那时我们从顶峰上下来，真正享受到了英雄的待遇，各地都举办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后来到北京，我们还受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桑珠回忆说。1976年，国家安排8位登顶勇士（次仁多吉未参加）到内地参加为期四个月的疗养。之后，9位登顶队员均被授予“国家级运动健将”称号，荣获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1975年登顶珠峰的“九勇士”合影。西藏登山队供图

　　党中央始终特别关怀这次登山行动，得知登山队生活上遇到了困难，从北京派专机送来一筐筐新鲜蔬菜、水果，让登山队员们流下热泪，深受鼓舞。全队400多名各条战线上的同志团结协作、忘我工作，为登顶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各级党委、政府和解放军官兵、各地群众对登山行动给予大力支持，如登山队用的1000多套鸭绒装备，是上海延吉服装厂用一个多月时间赶制出来的；竖立在顶峰的觇标，是北京青云仪器厂定制的；登山队用的体积小、重量轻、坚固耐用的金属背架，是陕西省工人特制的等等，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夕阳下的珠穆朗玛，宛如披上金光的宝塔。摄影：多吉占堆

　　英雄今昔

　　2025年，在中国人第二次登顶珠峰50周年之际，西藏自治区组织了一系列活动，邀请罗则、桑珠和贡嘎巴桑等三位登顶勇士和其他老队员参加，回顾历史，缅怀英烈，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登山人的光荣传统，启迪未来。

　　4月29日，西藏自治区体育局在拉萨组织“纪念中国人再登珠穆朗玛峰50周年座谈会”。西藏自治区体育局局长尼玛次仁说：“50年前，中国登山队的勇士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精湛的技能和无畏的勇气，凭借着对伟大祖国的无限忠诚和对登山事业的执着热爱，成功登顶，是中国登山事业的又一次重大突破，更是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勉励体育系统干部职工弘扬登山精神，努力开创高原特色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5月6日，三位老英雄等前往珠峰，参加西藏登山队在登山大本营组织的“登山勇士缅怀活动”，建立永久性“珠穆朗玛峰登山勇士纪念碑”，向长眠于雪山的勇士们致以最深切的悼念。

　　2025年5月6日，1975年登顶珠峰的罗则（右数第五位）、桑珠（右数第四位）和贡嘎巴桑（左数第五位）50年后重回珠峰，在大本营参加纪念活动。 摄影：扎西次仁

　　50年间，西藏一代代登山人踏着前辈的足迹，顽强拼搏，登山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西藏登山队党支部书记窦常身对此深有感触：“如今，我们站在前辈们用生命和汗水开辟的道路上，更应铭记他们的奉献，传承他们的精神。”

　　面对巍巍珠峰，全体人员庄严宣誓：“敬畏自然，珍爱生命；传承勇毅，团结互助；以科学之心攀登，以谦卑姿态前行；让勇士精神，在雪山之巅永续光芒。”

　　50年前发生在珠峰的登山故事，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被再次唤醒；当年那些年轻力壮、英气逼人的登山勇士们，在之后的50年里，又度过了怎样的人生岁月？大家谈起过往，有骄傲，有欣慰，有惋惜，有感伤……

　　——罗则：1938年生，西藏拉孜县人。登顶珠峰后，先后任西藏登山队教练员、副队长、队长、党支部书记，自治区体委登山事务管理处处长等职，1998年退休。虽然没有上过多少学，但靠惊人的语言天赋和后天努力，罗则先后撰写并出版了《甜美的苦役——一位老登山队员的心路历程》和《无限风光在险峰——西藏登山健将的摇篮》等图书。

　　——潘多：1939年生，西藏江达县人。登顶珠峰后在西藏登山队工作，1978年出席全国妇联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第五至九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80年，随丈夫邓嘉善调回江苏，任无锡市体委副主任。1998年退休。2014年3月31日去世，享年75岁。

　　——侯生福：1939年生，陕西洛川县人。登顶珠峰后任西藏登山队运动员、教练员，1981年内调，先后任洛川县体委教练员，洛川县政协常委、副主席，陕西省体育总会常务委员等职。1999年12月退休。2024年9月25日去世，享年85岁。

　　——大平措：1944年生，西藏班戈县人。登顶珠峰后回原单位（现役）工作，1978年转业到西藏自治区交通厅汽车修配厂，任保卫科科长；1990年调拉萨啤酒厂，负责保卫工作。2002年退休。2018年7月14日去世，享年73岁。

　　——索南罗布：1945年生，西藏当雄县人。登顶珠峰后，继续借调国家登山队参加集训，1980年回原单位（现役）工作，1982年转业到当雄县政府。1993年退休。几十年来，他深受头痛困扰，难以治愈。有分析认为，主因可能就是1975年他在修路、登顶时体力消耗过大，大脑高度缺氧产生的后遗症。

　　——次仁多吉：1946年生，西藏桑珠孜区人。登顶珠峰后，回原单位（现役）工作，1976年转业到日喀则地区商业局粮油加工厂。1992年退休。2024年11月去世，享年78岁。

　　——贡嘎巴桑：1947年生，西藏卡若区人。登顶珠峰后，继续借调到国家登山队参加集训，1977年登顶海拔7435米的托木尔峰。1980年回原单位（现役）任参谋，1982年转业到西藏自治区出版局，先后任政治部干事、办公室副主任等职。2006年退休。

　　——桑珠：1953年生，西藏桑珠孜区人。登顶后回到西藏那曲军分区任群工科干事、八一登山队男队队长，1982年转业到西藏登山队，历任副队长、队长，自治区体工队党总支书记，2013年退休。1993年至2007年，担任“中国西藏攀登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探险队”队长，带队创造了以团队形式成功登顶14座高峰的世界登山新纪录。

　　——阿布钦：1956年生，西藏色尼区人。登顶珠峰后，继续借调到国家登山队参加集训，1980年回原单位（现役）任参谋，1982年转业到那曲地区体委工作。1997年病故，享年41岁。

　　……

　　50年转瞬即逝，珠峰巍然耸立，见证着人间巨变、岁月沧桑。当年登顶世界最高峰的“九勇士”，如今只剩下四位老人家，有机会一起重温这段辉煌的历史。“50年前，我们登顶的那一刻，心中的激动和自豪无法用言语形容！我相信，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登山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勇攀高峰，不断挑战自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罗则的这段话，也代表了桑珠、贡嘎巴桑和索南罗布，以及一大批50年前攀登珠峰的老队友的心声。（中国西藏网 文/多吉占堆 薛文献）

2025年5月6日，1975年登顶珠峰的贡嘎巴桑、罗则、桑珠（从左至右）在大本营参加纪念活动。摄影：扎西次仁

　　（参考资料：《甜美的苦役——一位老登山队员的心路历程》，罗则著；《雪山雄鹰——西藏登山运动50年》，多吉占堆、薛文献著；《无限风光在险峰——西藏登山健将的摇篮》，罗则著；《中国登山运动史》；《西藏自治区志·体育志》；新华社关于1975年攀登珠峰的报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