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军长的张国华,率第十八军师以上干部奉命赶赴重庆,接受刘伯承、邓小平下达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命令。在十八军进藏动员大会上,邓小平同志亲自坐镇,他对张国华的讲话带头鼓掌,并为十八军将士题词鼓励:“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此后,这支部队以坚定不移的党性和大无畏的英勇,顶风冒雪、忍饥挨饿,征服了雪山、冰河、险滩,完成了“第二次长征”,并在世界屋脊上修通了青藏、川藏两条公路。
图为在两路口出师大会上宣誓 摄于1951年
二郎山 连打“三场硬仗”
“1950年4月,十八军先遣部队开始进藏,昌都战役即将打响,由于二郎山交通阻塞,给前方物资供应带来极大困难和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军、师(54师)党委决定把抢修川藏公路二郎山险段的任务交给162团去执行。”十八军进藏女兵、原十八军54师162团政委翟寿亭的爱人李桂荣,讲起了那段筑路往事。
二郎山地处川藏交通咽喉,解放前虽有过公路,但由于标准低,又多年没有养护,路段塌方严重,路面只留着一米多的痕迹,无法行车。后经抢修能勉强通车,但雨季来到,维修和保证通车又成了难题,迫切需要部队前去抢修。1950年6月,162团从川西邛崃向二郎山进发执行抢修任务。经过8天的艰苦行军,战士们在雨雾蒙蒙中赶到了二郎山脚下的烂池子。
“下定决心,誓把公路修到西藏去!”“解放西藏!让藏族同胞享安康!”战士们喊着口号,像投入战斗那样,向山上行进。
“寿亭和团首长率领部队投入施工,接连打了‘三场硬仗’。头一个便是和十里左右半人深的烂稀泥作战,把路面铺平。清除稀泥的工具不够,大家就用藤、竹编筐和簸箕,筐抬箕挑地奋斗了一个多月,才清除了稀泥,用石头、河沙和碎石填平路面,把它夯得结结实实。第二场硬仗是应对路面常有塌方发生的问题。为此,战士们时刻警惕着排除险情,及时修复、加固塌方路段,不知挑了多少担碎石去垫路。
第三场硬仗就是战石方。二郎山‘巨石满山岗’,路要畅通,就要加宽路面,战士们不得不将绳子系在腰间,悬空打炮眼,劈开巨石后,再用撬、搬、推各种办法降服‘石老虎’,以平整路面。”
经过50天的拼搏,战士们提前于8月30日完成了抢修任务,二郎山上下八十里公路全线畅通。
图为战士在二郎山清扫道路上的雪 摄于1951年
“人多手多办法多,要把山打通”
继二郎山公路修复后,162团的战士们紧接着投入到加宽加固路面的战斗。“要完成任务,将这支战斗队变成工程队,还得从头学起。没有工程技术人员,师团党委号召开民主会,依靠群众出主意、想办法;在有技术人员支援时,战士们虚心学习,掌握施工技术和一些筑路知识、经验,不断提高作业方法和效率。”
“毛主席指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战士们带着‘新武器’:铁锹、洋镐、锄头……还要带上七八天的粮食,再加上个人的东西,普遍都有八九十斤,身体好的青壮年同志还要多背一些,有的就超过一百斤了。当时,国家给配了一些装备,因为考虑到进藏路上寒冷,给每人发了一套绒衣。现在绒衣已经不新鲜了,在那个物资缺乏的年代,能有一套绒衣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可当时老是下雨,一下雨路又滑,有的人确实背不动了,最后就把绒衣卷成一个卷,放到老百姓的庄稼地里。放下以后,心里又舍不得,走出了很远还要回来再看看,绒衣是不是已经被人家拿走了。”李桂荣老人说道。
一身军装污泥染、雨水淋、汗水浸,白天湿淋淋的一身,晚上树枝烧火烤干;粮食供应常有困难,只能勒紧腰带少食,尽管条件艰苦、劳动强度大,战士们仍不畏艰难,从未停止作业。“寿亭常用红军长征的艰苦生活教育大家,这点苦不算什么,和作战相比,出点汗更不算什么。”
图为在甘孜机场前留念 摄于1951年 左一为翟寿亭
1951年3月,162团同54师的兄弟部队一起奉命继续西进,参加甘孜机场的施工;同年10月,甘孜机场基本竣工,为了尽快地贯通川藏交通,162团与兄弟部队一起,去执行年前打通雀儿山的任务。
“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军民一致战胜天险,克服困难打通康藏交通,为完成巩固国防繁荣经济的光荣任务而奋斗!”“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从北京和西南局传来的党中央、毛主席对筑路部队的指示和鼓励,让战士们进一步认识了抢修川藏公路的重大意义,大家的斗志更高了,信心也更加坚定。“战士们高唱着‘人多手多办法多,要把山打通’,没有水喝就化雪吃,洋镐震得虎口欲裂仍强忍着施工,攀到险山上砍树木烧化冻土,赤脚跳进冰冷的泥水作业……终于攻破了川藏交通线上的第一道险关。”(中国西藏网 记者/吴建颖 孔夏 讲述者/李桂荣 图片均由翟寿亭女儿翟新利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