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亦师亦友的“老廖”

　　2017年2月11日，是农历的正月十五元宵节，是家人团圆亲友会聚的节日，然而从微信中得知，廖东凡先生在当天上午的十时在医院去世。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不禁使人悲从中来，一些往事也浮现在心中。

　　和廖东凡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是1991年秋天我从青海来北京参加第一届北京藏学讨论会。会议是在21世纪饭店举行，当时他是在中国西藏杂志社担任总编辑，经朋友介绍在会议报到的大厅认识了。此前我已经听说过他的一些事迹：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六十年代初的毕业生，去了西藏，在堆龙德庆县农村长期做农民文化宣传队的工作，后来在自治区文联，能讲流利的藏语拉萨话，编辑出版了西藏民间故事，因此我在见到他以前就很崇敬他。记得当时恭恭敬敬叫了他一声：“廖总编！”没想到他很大声地说：“不要叫总编，叫我老廖！”这的确是他作为湖南人的爽朗的脾气，给我印象很深，所以后来这么多年，我心中想到他的时候，都是自然出现和使用“老廖”这个称呼。

　　可能是因为我是在六十年代大学毕业后在民族地区工作过十几二十年，改革开放以后做藏文古籍的汉译工作，和他的经历有些相似，所以老廖和我很谈得来。他比我年长几岁，又是从名校北大毕业的，因此他对我的确像一个老大哥学长，又像一个亲切的朋友。1993年8月我从青海社会科学院调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的交往就逐渐多了起来。1995年1月我们到台湾去参加举办的首届两岸蒙古学藏学学术讨论会，大陆去的代表是分开住的，我和老廖住在政治大学的办公大楼的顶层，他住在拐角处的一间房子，我离他很近，只隔两三间，因此晚上我们常常在一起交谈。那之前我曾经到拉萨参加过两次学术会，也去过拉萨、日喀则、山南的一些主要地方，但是都是走马看花，印象不深。那些晚上听老廖谈拉萨地区的风土民情，他将桑普寺、楚布寺、查叶巴等拉萨周围的圣地和拉萨八角街、冲赛康等街道描绘得绘声绘色，非常生动。后来我有好几次机会再去拉萨，走在拉萨的街道上、在拉萨附近的寺庙观察时，都会想起老廖的那些介绍，可见他的介绍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回北京后不久，1995年的春天，老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要整理西藏社会科学院恰白•次旦平措和诺章•吴坚先生主编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的汉文翻译稿，由《中国西藏》杂志和西藏社会科学院联合出版，要我去他们那里工作一段。这本书的翻译其实是九十年代初就开始了，那时我还在青海，西藏社科院要求我参加，翻译元代和明代部分，参加的还有许得存、格桑益西、何宗英等西藏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因为该书篇幅大、翻译难度大，所以进展不大顺利，我以为会暂时放下。没有想到老廖来接手这事，立即雷厉风行地要推进。在他的几次催促下，我和中心的桑德先生一起去他那里，在府右街统战部边上的一个招待所住下。当时担任西藏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平措次仁也从拉萨前来。我们四个人一起工作了半个月，平措次仁院长和桑德都有事回去了，只剩下老廖和我两个人，又坚持了一个多月。这是我和他单独在一起最长的一次。本来我也主张因为工作难度大，不如先放下，等以后再做，但是老廖非常坚决，坚持要一鼓作气把工作做完，还一再给我做思想工作。我知道他家里其实有很多困难，但是他为了这本书，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坚持在那里，很少回家，对译稿从头到尾他都仔细阅读推敲，遇到有疑惑的地方都要反复斟酌。他作为一个领导，这样亲力亲为地做艰苦的文字工作，而且对工作任务往往给自己定期限，废寝忘食也要按期完成，这种强烈的责任心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的确是极为罕见的，也使我十分感动。其实他当时已经主编过《西藏民间故事》，出版了很有影响的《雪域风情录》，他完全可以在西藏民俗文化的领域出更多的成果，当时他认为翻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是更重要的任务，就一门心思地扑到这项工作中。在他的努力下，《西藏通史•松石宝串》翻译本终于在1996年出版。尽管这本书的作者、译者的名单中都没有他的名字，也没有前言后记来说明他做的大量工作，但是他在其中做出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记。

　　此后老廖又积极筹划出版一套介绍西藏历史文化的丛书，他以同样的热情投入这项工作，他要我参加《西藏史话》的写作，经常打电话来催促，了解进度，还编订体例，写作样篇。但是不久，他就病倒了，而且是很严重的脑溢血。被抢救过来后，他休息了不长的时间，又开始了工作。这次他的成绩就是向社会奉献了由《拉萨掌故》、《灵山圣境》、《节庆四季》、《雪域众神》、《墨脱传奇》等十本书组成的《廖东凡西藏民间文化丛书》……

　　然后他又再次发病，长期住院，直到生命的终结。

　　一个热爱西藏、热爱藏族文化、热爱藏学事业的老大哥走了，我们会永远记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