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那曲“撤地设市”已经5年了。不久前，我与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老西藏一同乘火车回“家”看看，共圆梦想。列车到达那曲站，看到我国最年轻、面积最大地级市的那曲高楼林立，一片繁荣景象，不由得想起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前任会长、原国务院西藏经济工作咨询组驻藏组范小建39年前在这里调研时的情景，因为他的调研日记真实地描绘了这里曾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时间追溯到1984年，中央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落实会议精神，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西藏经济工作咨询组，协助西藏完善相关政策，促进“43项工程”的落实。咨询组下设一个驻藏工作组，以协助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落实相关工作。
43项工程之一的那曲地区（现那曲市）群众艺术馆（唐召明1987年摄）
“43项工程”亦称“钥匙工程”，是指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由北京、天津、上海、山东、福建、四川、浙江和江苏等9个省市所援建西藏的43项工程。这项工程包括能源交通、商业旅游、文教体育、医疗卫生和市政公用等方面的基础性设施，其中20项修建在拉萨，其余分布在那曲、日喀则、山南、昌都和阿里5个地区，工程总建筑面积近25万平方米，总耗资4.77亿元。全部工程于1984年初启动。
1984年7月18日，范小建和石万鹏两人一组开始对那曲地区（现那曲市）索县、巴青、聂荣、安多等县进行包括“43项工程”在内的考察调研。
原国务院西藏经济工作咨询组驻藏组范小建（右一）与本组人员赵清政、石万鹏、齐晓鲁、府培生、冉令申（从左至右）在拉萨布达拉宫前合影留念(范小建提供，1984年6月摄）
范小建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那曲了解了43项工程进展情况，包括那曲饭店、医院、风能电站和群艺馆等。工程进度问题不大，只是预算要大大突破，原定是1070万元，现在估计要1700万元。
那曲到处都在搞施工，像个大工地。从住所到食堂的路上，有一片低洼的水坑，有一个厕所。地委食堂每天2.60元的伙食标准，不算贵。
西藏那曲地区（现那曲市）嘉黎县中学外景（唐召明1997年摄）
那曲地区40万平方公里，折6亿亩，占国土面积4.1%。那曲人口23万，每平方公里只有0.5人。小学生2700人，占总人口的1.17%，五年级学生的义务教育普及率只有2%。
我们还去看了一所公社小学。从小学老师穷培处了解到，当地有学龄儿童200多人，但入学率不到10%。在校生最多24人，平常14人，少时7、8人，我们看到只有7人。老师强烈反映，要求提高入学率，否则不想办了……为了鼓励学生入学，根据学生上学离家远近，分别给予2、4、6元的补助，但效果依然有限。
……
8月1日从巴青返回那曲，8月2日又到聂荣县。当时那曲的公路就是这样，从地区到各县，没有网状的公路布局，向一个方向走出去，若要改变方向，必须再回到地区，没有捷径。
西藏那曲地区（现那曲市）聂荣县城旧貌（唐召明1988年摄）
就当时的艰苦条件，范小建还写道，“聂荣县海拔4600米，风很大，很冷。每天早晨屋子外面有水的地方都冻着一层厚厚的冰。草原上的霜，一直到中午才能化净，到上午十点来钟，看上去还是一片白花花的。白天，时常是冰雪交加，我们穿着毛衣、毛裤，又穿上棉大衣也还是觉得不行，只好在屋子里生起炉火，把牛粪火烧得旺旺的，屋里才有点暖和气儿。
所谓县城，在牧区也就是那么十几间房子，中间一条马路，也全是土路，路两边有几排房子，少的两三排，多的五六排，像点样的搞个小院，有个东西厢房什么的。除了机关，再就是商店和学校，都小得可怜。连居民都没有几户，基本上就是干部和干部家属。我们到县城那天，既无房子住，又无饭吃，幸好带路的同志遇到一个熟人，在这人家里吃了顿饭，才算安顿了。这里没有大电网的电，只有一台40千瓦的发电机，还没人会用，只好放在那里睡大觉。到晚上，一片黑暗，要写东西，只能是在白天……”
在日记里还有一段感人故事，“我们本想直接去巴青……因前面还有塌方，只好返回索县。在索县，看到一些有趣的事儿。有一位叫阿拉穷培的农民开了一个小商店。‘阿拉’在藏语里面是‘酒’的意思，即这位农民过去是个‘酒鬼’。放宽政策之后，他提出想开个小饭店，县上就支持他，贷给他1000元的款，又让出路边一间马棚，作为营业的门市。阿拉穷培非常聪明，他利用这个饭店不但经营各种饭食，还兼卖百货，又雇了人加工黑白铁进行销售。‘阿拉’服务态度极好。我们去他店中参观，正有三个甘肃天水的青年小商贩在他店中就餐。‘阿拉’不但免费提供茶水、小菜，而且当菜不够吃时还免费添菜，招待顾客极热情，就像是深圳酒家中殷勤的服务员，生怕顾客有什么不满意之处。在如此偏僻、落后的高原山区，竟有这样善于经营、会搞服务的藏族群众，真是太少见了！此人未见过什么大世面，也从未做过生意，如此精明，真是难得。我了解了一下，他一个月就赚了将近1000元（这个店是三户联营，阿拉穷培是店主，三户平均，每人可得300元）。他们准备还了贷款再分配。店的名字用汉藏两种文字写着‘为您服务店’。”
时任农业部副部长范小建（左二）在随庆祝西藏自治区和平解放五十周年代表团再次回到西藏时，与代表团其他成员一同在藏族群众家中做客，了解生产和生活情况（范小建提供照片，2001年9月摄）
今年70岁，曾前后两次在西藏任职的范小建，与西藏有着不解之缘。1976年，他大学毕业后进藏，在昌都计委工作。
1979年范小建调离西藏。1984年，范小建又第二次进藏，先后在国务院西藏经济工作咨询组驻藏组工作，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1987年离开西藏。2000年，范小建担任农业部副部长，2007年担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等职，是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范小建对西藏，对藏北草原充满了无限感情。在西藏多年的调研中，他发现农牧区80%以上的生活能源要靠烧牛粪，而捡牛粪又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
于是，时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会长范小建从2017年起，便把中国农业大学新研制的高原捡拾车作为协会的科技推广项目，把一辆辆既可以捡拾牛粪，又可用作运输小推车的高原捡拾车免费发放到海拔最高、条件最为艰苦的那曲地区，亲手送到牧民群众手中。
也就从那时起，我作为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的一名志愿者，跟随范小建所率领的志愿者队伍先后来到比如县、班戈县、申扎县、聂荣县、尼玛县、双湖县等地，向牧民群众发放了约2000台高原捡拾车，也深深感受到了他的挚爱情怀。
2018年，高原捡拾车赴藏志愿者服务团队在结束了班戈、申扎和尼玛县发放高原捡拾车后准备返京，而此时的范小建却不顾“高反”，奔向了被称为人类“生命禁区”的双湖县进行调研，安排来年发放高原捡拾车相关工作。
范小建常说，“高原捡拾车看似一件小事，但是意义却很大。青藏高原牧区的乡村振兴工作，既要有青藏铁路这样的大项目，也要有牛粪捡拾车这样的‘绣花功夫’。”
回到北京，他感佩这里的变化，撰文在《中国西藏网》发表了“全国最年轻、全世界海拔最高县城的改革印记”一稿，来介绍双湖县从无人到有人的历史变迁，“为了扩展生存空间，1974年，原生活在那曲申扎县一带的部分牧民，大胆地向北部迁徙，来到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藏北无人区，来到羌塘草原的腹心地带。
经过40多年的发展，这里已经发展到6乡1镇，31个行政村，牧业人口达1.25万人，草场面积11000多万亩，牲畜存栏43.5万头（只）……”
当然，随着脱贫攻坚和生态建设的需要，如今的双湖又实施了大规模的高海拔移民搬迁，双湖的牧民群众正欣喜地迎接全面小康的新生活。
范小建说，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各兄弟民族的大力支持下，西藏乃至藏北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取得的成绩令人鼓舞，深感振奋！
藏北首府那曲镇新貌（唐召明2014年4月9日摄）
比如，“十三五”期间，那曲市通车里程已达到2.6万公里，乡镇、建制村平均通畅率分别为100%（含在建）和67.49%，初步形成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节点、建制村为网点的农村公路交通网，“三纵、四横、四通道”的公路交通网框架已基本形成。
西藏那曲地区那曲县（现那曲市色尼区）罗玛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在进行跳绳比赛（唐召明2016年10月5日摄）
“十三五”以来，那曲市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小学适龄儿童、初中、高中入学率分别达到99.86%、103.14%、75.2%。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的教育体系全面形成……
可以说，我们见证了西藏“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巨大变化。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西藏乃至藏北草原的明天一定会更加辉煌灿烂。（中国西藏网 文、图/唐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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