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进程是历史上藏传佛教的发展主线

　　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中国化方向，就意味着历史上我国各宗教已经在沿着中国化方向前进，意味着我国宗教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中国化方向的发展过程。的确如此，虽然我国五大宗教起源不同，传播发展历史有别，与中华文化相互吸收、相互影响的时间、方式、程度也各异，但都经历了长期的、主动的中国化方向的发展过程。中国化是我国宗教的优良传统和根本方向。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从佛教被引入的时刻就已经开始了，经历了较长的历史发展。

图为西藏佛学院“三个意识”黑板报展示栏

　　一、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第一阶段：唐代佛教在吐蕃的传播

　　唐代时期，佛教传入吐蕃，揭开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序幕。这一时期，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内容，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佛教的传入。唐代佛教分别从中原地区和南亚两个方向传入吐蕃。一方面，文成公主入藏使汉传佛教传入西藏地方，为佛教在西藏初传奠定了重要基础。摩诃衍则将汉传佛教禅宗思想带入吐蕃，使禅宗的顿悟思想在吐蕃广泛流传。另一方面，尼泊尔赤尊公主的入藏，对佛教从南亚传入吐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二是译经活动。佛教通过翻译，逐步融入中华文化。这个时期完成了大量的佛经翻译。翻译的佛典主要来自印度，其次是汉地和于阗。翻译成果主要有吐蕃王朝前期完成的《百拜忏悔经》《金光明经》；中期《法集要颂经》《中观根本颂》《中观般若灯论》以及后期完成的《入楞伽经》《善恶因果经》《贤愚因缘经》《解深密经疏》等经典。三是佛苯斗争。佛教为了适应吐蕃社会，经历了长期复杂的斗争。通过佛苯斗争，佛教吸收了苯教的大量神祇和宗教仪轨，逐步消除了其“外来”色彩并开始本土化。总之，有唐一代，佛教通过发挥其契理契机作用，逐步融入吐蕃社会。到了9世纪中叶，因发生“达玛灭佛”事件，佛教在吐蕃的发展一度中止。

　　二、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第二阶段：宋朝时期佛教进一步本土化

　　这一时期，佛教进一步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区域特点的藏传佛教。佛教复兴势力通过“下路弘法”和“上路弘法”，分别从今青海、西藏阿里地区进入卫藏地区，相继形成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和希解派等教派，藏传佛教应运而生。而且开始盛行祖师崇拜、重视师徒传承，这是佛教进一步本土化的表现。二是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这一时期藏传佛教通过河西走廊直至西夏核心区。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主要以密宗传播为主，四大密续《事部》《行部》《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均于此时传入西夏。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在此得以和谐共生、圆融一体。可以说，宋代佛教的不断本土化发展模式，既保留了佛教的内核，又适应了当时社会的运转模式。

图为西藏佛学院院内石碑（反面）

　　三、藏传佛教中国化第三阶段：元朝时期藏传佛教与中华文化间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融合

　　藏传佛教中国化过程就是不断融入中华文化的过程。这个时期，藏传佛教通过向西北、南方和大都的传播流布，进一步融入中华文化，不断推进中国化进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多地出现了受藏传佛教文化浸润的名胜古迹和典籍。像至今还可获见的江苏镇江的过街塔、杭州的飞来峰、宝石山以及福建泉州的清源山、弥陀岩造像，还有湖北武汉的胜像塔和上海的《碛砂藏》等藏传佛教名胜古迹和著名典籍，都是这时期藏传佛教不断融入中华文化的表现。第二，多座藏传佛教寺庙在大都建成。元代，藏传佛教在大都（今北京）得以传播，使得北京地区相继建成多座藏传佛教寺庙，诸如白塔寺、大都寺、西镇国寺、大圣寿万安寺、大兴教寺、大承华普庆寺、万灵寺、大崇恩福元寺、大能仁寺、大天源延圣寺、西湖寺和宝集寺以及大慈恩寺，等等。这些都是藏传佛教在北京弘传的标志。总之，有元一代，藏传佛教通过多方传播，提高了与中华文化的融合水平，从宗教意义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和凝聚。

　　四、藏传佛教中国化第四阶段：明清时期藏传佛教中国化不断深入

　　主要表现在：一是宗喀巴宗教改革。该时期藏传佛教界出现了僧人腐化、戒律松弛、学风日下的局面，宗喀巴通过整顿律仪、严肃僧纪，调适了藏传佛教中与当时中华文化相龃龉的不利因子，为藏传佛教进一步融入中华文化拓展了空间。二是藏传佛教的破圈发展。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在京城、甘青晋滇和蒙古诸部等地广为流布，实现了破圈发展。比如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在北京不仅新建了二十余座藏传佛教寺庙，还出现了大批来内地留京的藏传佛教僧人。这些留京僧人在藏传佛教传播、文化交流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藏传佛教进一步融入中华文化。

图为西藏佛学院院内石碑（正面）

　　清代藏传佛教实现了与中国多元文化的融合共处。主要体现在：第一，这个时期光在北京修建和改建过的藏传佛教寺庙就有32座；北京版《藏文大藏经》《蒙古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均于此时得以刊印。第二，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在纳西族、普米族、裕固族等多民族聚居地区得以纵深传播。第三，该时期其他民族文化传入西藏，产生影响。如关公信仰和关帝庙随着内地入藏人员传入西藏，并出现了不少相关寺宇；另外，穆斯林也于这个时期分别从克什米尔和祖国内地流入西藏，西藏地方开始出现了清真寺。

　　五、藏传佛教中国化第五阶段：民国时期藏传佛教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藏汉文明互动共进、相辅相成

　　主要表现在：一是该时期内地掀起了学习藏密的热潮，藏传佛教密宗得以广泛传播。九世班禅是这一时期推动内地藏密复兴和汉藏佛教交流的领军人物。他曾在山西、北京、内蒙古、上海、杭州、南京、沈阳、陕西、甘肃、青海等地讲经说法，有力推动了藏传佛教在中华文化沃土上的持续发展。二是这个时期还大兴入藏学法风。著名高僧、佛学家法尊法师即是这一时期汉地僧侣赴西藏学法较有成就的一位，他翻译了《菩提道次第广论》《菩萨戒品释》等多部佛教典籍，是沟通汉藏文化的主要人物之一。三是出现了大量的诸如汉藏教理院这样的以沟通汉藏文化为主的学校、学会及团体组织。这类机构的筹办发展，离不开藏传佛教高僧的支持。比如当时受民国政府邀请，来内地讲学的藏传佛教高僧喜饶嘉措在沟通汉藏文化和联络汉藏民族感情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总之，民国时期藏传佛教汲取时代积极因素，进一步融入于中国社会。

　　六、藏传佛教中国化第六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藏传佛教在中华历史上翻开了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藏传佛教的信仰观念和宗教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主义成了藏传佛教的发展主流。藏传佛教界爱国人士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成为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即为典型代表人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立即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竭诚拥护中央人民政府，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二是经过民主改革，藏传佛教回到了纯洁清净的本来面貌。政教合一制度的废除，使宗教与世俗政治分离，正本清源，为藏传佛教融入中华文化注入了全新的内容。三是改革开放以来，藏传佛教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大好时期。藏传佛教在中华历史发展中，通过充分发挥其“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优良传统，不断推进自身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藏传佛教与中华文化愈加交相融合。

图为西藏佛学院操场

　　进入新时代，藏传佛教赓续其优良传统，通过一系列努力，为藏传佛教中国化注入新时代内涵。主要表现在：一是积极对教义教规作出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藏传佛教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藏传佛教文化，是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的重要内容。自2016年以来，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每年都举办藏传佛教讲经阐释交流会。二是“利益人群、服务社会”。于藏传佛教而言，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是推动藏传佛教中国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藏传佛教界深入社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慈善活动，在扶贫济困、慰藉心灵等方面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比如拉萨大昭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楚布寺和小昭寺等藏传佛教寺庙弘扬“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之传统，为疫区祈福、捐款，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了宗教力量。

　　总之，中国化进程是历史上藏传佛教的发展主线，藏传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藏传佛教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谱写了恢弘壮丽的精神乐章。藏传佛教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西藏网 文/索朗卓玛 作者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参考资料：

　　郑堆、索朗卓玛：《试论藏传佛教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国藏学》2022年第01期，第8-18+211-212页。

　　主要参考书目：《西藏通史》（八卷本），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