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在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中作出了贡献

　　习近平主席在亚州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

　　中国佛教是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和增进人民友好感情的重要渠道和桥梁纽带。中国佛教的发展史，也是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史。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佛教对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带动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宗教走向世界的作用愈发凸显。

　　习近平主席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

　　从中国佛教历史来看，其对外交流大致经历了西行求法与东渡传法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到唐初玄奘、义净取经归来，这一阶段主要以接受、学习、消化印度佛教为主；第二阶段从唐初至近代，是中国佛教与文化全力向外传播的阶段，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无论是绵延不绝的西行求法运动还是以传法为目的的东渡，不仅推动了佛教的发展，更使不同文明得到了广泛传播与交流，为亚洲文明的交汇融合作出了巨大贡献。

　　推动了中印文明的交流互鉴。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佛教诞生地印度的文化，是历史上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接触的外来文化。佛教在中国传入、生根、开花、结果，其过程是一种和平进行的文化交流，是平等状态下的相互吸收和借鉴。所以，佛教中国化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成功范例。

　　中华文明素有学习、吸收、融合外来优秀文化的传统，以玄奘为代表的西行求法僧人历尽磨难，体现的就是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玄奘不仅是佛教在中国传播史上成就最大的学者，同时又是继承印度正统佛教学说的集大成者。玄奘在那烂陀的十余年里，跟随戒贤法师学习《瑜伽师地论》，同时还学习佛教以外的一些经典。他成绩优异，最后成为那烂陀当时最精通佛教三藏的10位大德之一。当时，印度最有势力的国王戒日王知道了从中国来的玄奘博学多才，特地约见他。因为玄奘，戒日王还派出使节到中国。戒日王为玄奘在揭若鞠篙国的都城曲女城举行大会，请玄奘作“论主”。参加大会的有印度20多位国王、4000多位佛教僧人，以及2000多位其他教派的信徒。大会上，玄奘宣读了论文，据说18天内没有一个人能够出来反驳。这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玄奘等一批僧人西行求法，在学习、吸收国外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优秀文化的同时，还向西域及印度等国宣扬了中国的悠久历史文化，玄奘将《道德经》翻译成梵文在印度广为流传，大大增进了中国与印度及西行沿途国家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是中外文明交流史上的一次伟大壮举。

　　推动了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等地佛教的发展。隋唐时期，中国佛教从印度佛教中完全独立出来，发展形成了中国本土的佛教各宗派且达到鼎盛。随着印度佛教的衰败，中国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许多国家纷纷派遣僧人到中国学习佛学，佛教在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等地广为传播发展，中国佛教由此成为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佛教各宗派的主要渊源。如日本奈良时期流行的三论、法相、成实、俱舍、华严、律宗等六宗，都源自中国；平安时期的“入唐八家”（即日本平安时期入唐学密教者8人）均师承中国僧人。再如，日本佛教各宗派的创始人及其传人，基本都到中国学习过佛学。同时，一些中国高僧东渡弘法，其中以鉴真最为著名。鉴真6次东渡，5次失败，前后历时12年之久，可谓历尽艰辛，但从未改变东渡传法的宏愿，为中日佛教以及两国文化的交流互鉴作出巨大贡献。鉴真东渡时带去大量律宗经典，不仅始开日本佛教正规受戒，而且创立日本佛教南山律宗，并最终确立律宗在日本佛教中的地位。鉴真还为日本天台宗的创立奠定了坚实基础，推动了日本佛教的发展。另外，鉴真在传播佛法的同时，还将中国的建筑技艺、雕塑艺术、书法、绘画、医学知识及医疗技能传入日本，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充分展示了中华文明古国的风采。与日本相似，韩国及东南亚等国的佛教也深受中国佛教影响，其佛教各宗派大都参照中国佛教模式建立组织制度、礼仪清规，佛教建筑、经典翻译等也都带有浓厚的中国色彩。可以说，得益于中国佛教的影响，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佛教从建立之初就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促进了周边国家和地区有中华文化特质的社会习俗的形成。随着中国佛教文化的广泛传播，中国的许多民风习俗也进入周边国家并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日本的饮茶习俗就源于佛教传播。815年，曾经留学于唐朝的日本僧人都永忠向嵯峨天皇献茶，喜爱唐文化的嵯峨天皇于是敕令各地大量种植茶叶。1108年，日本僧人荣西来到浙江明州（今宁波）求法，学习佛法之余，对中国江南的茶叶进行了一番研究。他回国时，带回了大量茶叶和茶种，还撰写了《吃茶养生记》二卷，专门介绍饮茶的益处。从此，饮茶习俗在日本广为流传，并形成了日本独特的茶道。另外，日本独特的插花艺术也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成果。插花最早源于供佛插花，后随中国佛教东传进入日本，久而久之演变为供大众欣赏的插花艺术，最终形成日本的插花理论“花道”。

　　中国佛教在形成、发展和传播过程中，不仅对周边国家的佛教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而且对各国之间的友好交往和文明交流也产生了积极作用。这充分显现了历史上的中国佛教是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我们有理由相信，佛教在未来中国与世界交流中还将继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