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雪窦山：学者共话佛教名山文化与中华文化复兴

10月16日，2018雪窦山弥勒文化高峰论坛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魏道儒、李建欣，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温金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陈永革，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颂等佛教学者，齐聚雪窦山麓的浙江佛学院，以一人主持、五人对话的方式，探讨“五大菩萨信仰与中华文化复兴”这一主题。

2018雪窦山弥勒文化高峰论坛现场

这是一次严肃的学术碰撞、一场精彩的文化之旅，学者们在对菩萨信仰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正本清源、深入剖析之后，直面当下佛教文化应当承担的时代责任，并以雪窦山为例，对近年来国内名山道场建设及佛教文化研究的一些动态性问题进行了剖析、评点。

菩萨信仰与中华文化

学者们指出，菩萨，不是中国文化中土生土长的现成词汇，而是佛教文化从印度传入中国以后翻译过来的外来词，原意指大乘佛教修行者。温金玉认为，印度文明圈和中国文化圈因为中间隔了喜马拉雅山，所以是异质文化圈。丝绸之路打通以后，两大文化圈开始相互融合。在这条丝绸之路上的不仅仅是商旅的马队，还有随着清脆的马蹄声传入到中国大地的佛教文化。

李建欣指出，佛教产生于印度，但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是不同的概念。佛教发展分原始佛教、小乘佛教、大乘佛教等几个阶段。小乘阶段强调的是自己觉悟、自己开悟、自己追求智慧，自己达到人生的解脱，修行的目的是为自己。大乘阶段就不一样了，除了自己追求智慧以外，还强调慈悲、包容众生、关怀众生，自己开悟的同时也要帮助众生开悟。其实，佛教在印度没有占过统治地位，影响印度社会生活最强的宗教是印度教。佛教发展到晚期即公元八、九世纪的时候，逐渐和印度教合流，印度教把整个佛教融汇了，佛教逐渐在印度消亡。

真正使大乘佛教走向辉煌的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人、中国文化与印度佛教的碰撞和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温金玉指出，大乘佛教在中华文化的滋养下发展迅速，菩萨信仰兴起，把个体的救赎与大众的解脱结合在一起。菩萨的定位是只有解脱了众生自己才能解脱，所以菩萨道的核心思想颠覆了以往的宗教理念，把个体的救赎建立在大众的解脱之道上。

中华文化对佛教的影响表现在菩萨信仰的形成与发展上，各菩萨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生、和谐多元的。王颂认为，中国佛教五大菩萨并举的思想根源来自于中国古老的智慧，菩萨信仰、菩萨文化是中国智慧、中国哲学的一种体现。

魏道儒把菩萨信仰归纳出三大特点：第一，菩萨的修行是最全面、最彻底、最不折不扣地把个人修行与有利于他人、为他人奉献紧密结合在一起，就是经常说的既要度自己，还要度别人，其修行的程度与拯救世人的能力和愿望成正比，而且是贯穿始终的。第二，菩萨队伍的壮大与佛教教义的丰富是同步进行的，每一群菩萨的出现往往与一种新教义、新理念、新追求联系在一起。第三，佛教塑造出来的菩萨都是核心教义的集萃、升华、提炼和推广。在大菩萨的身上集中了佛教不同派系、不同经典、不同时代人们所追求的真善美。五大菩萨代表的慈、悲、智、愿、行，每一个概念都是对教义的提炼。佛教认为，要做菩萨，就要做道德的楷模，做一个有利于他人的人。

习近平主席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提到，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学者们也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对中国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魏道儒认为，哲学主要可分为4个方面：世界观、方法论、人生观、价值观。佛教菩萨信仰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可以说遍及这四个方面。在世界观方面，佛教展现出一个中华民族从来没有想到的世界图景，扩大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在方法论方面即辩证思维也产生了影响。《金刚经》里有一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就是辩证法，即：世界是在变化的，世界上唯一不变的是变化。佛教的辩证法大大提升了中国人的思维能力。在人生观方面，可以说带来一个颠覆性的认识。比如，人生观里的生死观，中国传统的生死观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生必有死，死不更生”，而佛教宣扬“生必有死，死必有生”，认为生死是循环往复，没有始终、没有时间的循环过程，这对中国人的人生观有颠覆性的拓展。在价值观方面，中国人的价值观，占主流的是儒家的价值观，核心是“修齐治平”。佛教的价值观追求超越生死的解脱，更注重精神的提升和无私的奉献，这对中国人的价值观也产生了影响。佛教在哲学层面和思想层面给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注入了这么多内容，经过不断的传承、发展，佛教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佛教与中国文学艺术的关系十分密切。佛教的传播以文学艺术为重要手段，文学艺术通过佛教获得升华。温金玉指出，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涌现过大量以菩萨文化、菩萨信仰为题材的诗歌、小说，比如《西游记》。王颂指出，中国的绘画中所讲的“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其指代的两位画家都是创作佛教艺术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主要创作作品都是佛教内容的。又比如说我国的三大石窟寺，它们是一种综合艺术体，以雕塑、绘画、建筑等等艺术手段，完整展现了佛教经由印度、西域并通过丝绸之路一直进入到中原，甚至江南地区的发展过程。

从四大菩萨到五大菩萨

佛教的菩萨信仰传播到中国以后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形成了菩萨的组团性。李利安指出，这种组团性是一种非常罕见的佛教文化现象，从世界宗教史角度来讲，也是比较罕见的。西方的主流宗教所信奉的神灵都是排他式的、一神独尊的。中国文化历来是多元的、互补的，在佛菩萨信仰方面也是诸佛菩萨平等，诸佛菩萨相互呼应，所以才有竖的三世佛、横的三世佛，甚至还有三世十方一切佛。中国的菩萨信仰从早期的比较个体化的、隐藏在理论建构之下的状态，到宋元以后不但脱颖而出，而且不断组群化了。对这种现象进行解读，可以看出中国具有多元、并立、互补的文化传统格局。

由菩萨组团产生四大菩萨和五大菩萨，又衍生出菩萨地域分配带来的四大名山和五大名山。陈永革提出，五大佛教名山是菩萨信仰由内向外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观音在普陀山，文殊在五台山，普贤在峨眉山，地藏菩萨在九华山，弥勒菩萨在雪窦山，这也是非常独特的。

对此，魏道儒认为，中国佛教名山是历史上形成的，名山要由很多因素促成。他指出，最早形成的是五台山，因为在南北朝的时候，好几个王朝都在那里建庙。《华严经》被翻译以后，佛教界认为五台山就是文殊道场清凉山。300年后，有人认为文殊菩萨有道场，普贤菩萨也应该有道场，就选定了峨眉山。到明清时期，出现了四大名山的说法，并慢慢广为人知。

李利安也认为，在四大菩萨之外，只有弥勒才有资格成为五大菩萨之一。他指出，从佛教史角度来看，弥勒在历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从佛教经典来讲，中国历史上流传着很多有关弥勒的经典。从哲学角度来说，八大宗派之一的唯识宗的西天祖师为弥勒，所以弥勒在中国宗派史和印度的佛教发展史上都具有崇高地位。弥勒在民间也经过长期演变，形成了民众喜闻乐见的、非常有教化意义的、为社会广泛接受的弥勒信仰文化。弥勒是中国佛教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可以与四大菩萨并驾齐驱。

雪窦山麓的浙江佛学院

温金玉提出“雪窦山就是一座弥勒山，奉化就是一座弥勒城”。他指出，这句话有历史根源，《宋高僧传》里面明确有记载。1932年，民国著名佛门领袖太虚大师住持雪窦寺的时候，提出要在义理结构上把弥勒文化纳入中国菩萨信仰中，当时有很多佛教辞典都明确提到中国五大名山、五大菩萨信仰。从文献的角度、历史传承的角度、皇家记载都有这种确认。1987年，赵朴初到雪窦山，说这是弥勒菩萨的应化道场，要体现弥勒信仰的地位。现在的雪窦寺里的弥勒宝殿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今，雪窦山、雪窦寺形成了上雪窦、中雪窦、下雪窦，构成了朝圣、观光、教化的功能体系。

名山文化与名山建设

中国既是佛教的承受地，同时也是传播地。佛教从印度来到中国，在中国得到完善、改造。中国佛教文化中包含了众多鲜明而独特的中华传统文化印记，名山信仰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

王颂提出，中国古代的山岳文化很发达，在秦始皇时代就有山岳崇拜，人们认为山能够更加接近昊天上帝和神圣空间，所以山岳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特质之一，是五大名山和五大菩萨相结合的思想基础。他指出，名山有很多，为什么五大名山能够脱颖而出？因为它和菩萨信仰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化强调一种和谐、多元、包容的思想，它恰好和佛教的即位表法的思想结合起来了。五大名山交相呼应、相辅相成，正如五大菩萨相辅相成一样，这都是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佛教所倡导的五大菩萨信仰和五大名山的关系，也体现了“美美与共”的思想。

魏道儒认为，雪窦山人杰地灵，历史积淀、文化底蕴深厚，是一个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兴盛地。从佛教文化的角度来看，雪窦山的佛教文化是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互鉴所形成的一种适合中国社会的佛教文化形态之一。雪窦山弥勒文化的价值在于，在所有的菩萨信仰中，包括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等在内，弥勒菩萨是被中国人注入最多智慧、审美情趣、道德追求的一位崇拜对象，其能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很多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