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中国化”义理研究》的学术价值及多重性启示

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张志刚的《“宗教中国化”义理研究》一书，从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切入“宗教中国化”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体现出较高的学术和社会价值。作者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阐释宗教存在和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作者认为，“研究宗教现象或讨论宗教问题，首先要认识并遵循宗教存在与发展的普遍规律。从世界宗教史来看，千百年来几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能够广为传播，其首要条件或前提即在于：它们均能适应不同的文化、民族和社会境遇，并以不同的方式来实现本土化、民族化与处境化。”也就是说，宗教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要与社会、文化相适应，而且这种适应是与时俱进的适应，唯有如此，宗教才能够存在和发展下去。

该书上篇主要从“宗教中国化”义理沉思开篇，对宗教三重义理和根本认同予以深入浅出的论述。作者认为，“宗教中国化”的三重义理，即真正融入“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其内涵是 “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社会认同”。就这“三个认同”的逻辑关系而论，“文化认同”是“最高的认同”或“根本的认同”，“国家认同”“社会认同”都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

作者在该书的下篇阐释了“五个反思”：

一是“外来宗教概念”的反思——以利玛窦的中西方宗教观为例。作者指出，“外来宗教概念”立意于“观念史”，印证于“利玛窦的宗教观”。其一，为什么要从观念史来考察“宗教观念”？因为现有的宗教学概念、理论和方法是在西方宗教和文化背景形成的，它们不足以解释中国宗教传统及其现状。其二，为什么要以利玛窦的中西方宗教观为例证呢？因为利玛窦是第一个在中国介绍西方宗教与学术思想的传教士，也是第一个向西方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和宗教的传教士。以他为例来进行历史往事的梳理是科学的选择。

二是“中国无宗教论”的反思——兼论“中国宗教无关重要论”。作者认为，“中国无宗教论”可以说是最早形成、也最有影响的“中国宗教观”之一。然而，这种观点长期以来在海内外学术界并未得到全面而深入的考察与反思。作者梳理了“中国无宗教论”的表述方式、形成过程和产生的广泛影响；把梁启超和利玛窦作为此种理论的中外代表人物，分析其逻辑思路；最后从宗教学基础理论、特别是方法论上反思这一理论的得失。

三是“四种取代宗教说”的反思——“以科学代宗教说”“以美育代宗教说”“以道德代宗教说”“以哲学代宗教说”。作者认为，这“四说”可分成两大类，“以科学代宗教说”“以美育代宗教说”可归为“科学主义”一类；“以道德代宗教说”“以哲学代宗教说”可归为“民族主义”一类。科学主义立场一类，不能只被看作“向西方学术界看齐”，还应当理解为“顺应时代思想潮流”，即高扬科学精神，用理性原则来呼唤思想启蒙，破除传统信念，推动科技与社会发展，这无疑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这一历史合理性在宗教批判中被过分夸大，结果导致了“唯科学主义”的极端，即把科学知识看作唯一的、绝对的是非标准，把宗教批判简单化为“科学判断”，这是不全面的，也与科学本身的精神相背离。“民族主义”一类认为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成熟，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光芒深入人心，不再像西方和印度“以宗教为中心”了，并得出“以道德代宗教”“以哲学代宗教”的结论，是不难理解的。

四是“儒教之争”反思——从争论线索、焦点问题到方法论探讨。就这一问题，作者认为，儒教是否宗教之争众说纷纭、悬而未决。作者深入探究了相关概念、理论、方法论，以利于未来继续深入的探讨。

五是“中国民间信仰研究”反思——从田野调查、学术症结到理论重建。作者提出，在中国留存至今的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是一个客观存在，其内容极其丰富。有些民间信仰与民风习俗乃至日常生活，都有着紧密的关系。无论从中国宗教研究来看，还是就中国文化传统研究而言，如何认识与评价“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堪称“一个既复杂又严重的老大难问题”。作者对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论证后得出结论：“遍布中国乡土的民间信仰，其总量可谓占据了‘中国宗教文化的绝大部分版图’；所谓的‘中国民间信仰’主要是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信仰习俗，不仅应该界定为‘原生态的宗教-文化现象’，而且堪称‘最普遍、最真实、最基本的中国宗教文化传统’；无论古今中外，也无论民间信仰还是体制宗教，其广大信众无疑都是由普通百姓构成的，那么，重新认识中国民间信仰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便毋庸置疑了。”（作者单位：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