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皇室成员施刊的藏文佛经 （一）

在2009年的《中国藏学》第1期上，西藏大学的西热桑布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藏文“元版”考》的文章，公布了他近年在西藏各地见到的八组在北京刻印的元代藏文刻本，并对其主要特点进行了一一的考证和研究。这些资料的公布和他所做的研究，填补了元代无藏文刻本的空白，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其中，有六组经典由元代皇室成员施刊。第一组为《正理宝藏》（tsad ma rigs pavi gter)，共一部经典，190页，现存拉萨哲蚌寺。按书跋愿文，阳木猴年（1284年，即至元二十一年）由察必皇后（dpon mo chen mo cha bu，？-1281）和阔阔真皇后（go go cin，？-1300）施刊于大都白塔。 随后卜鲁罕皇后（dpal mo vbol gan，？-？）再次施刊200部。第二组共有六部经典组成，分别为《经庄严论》（theg pa chen bovi mdo sde rgyan），共232页；《中观根本注》（dbu ma rts bavi vgrel ba tsig gsal zhes bya ba bzhugs so），188页；《大乘阿毗达磨集论》（chos mngon pa kun las btus pa），188页；《俱舍论》（mngon pa mdzod）；《量抉择论》（tsad ma rnam par nges pa bzhugs so），128页；《正理宝藏》。按跋记，阴土猪年（1299年，即大德二年），由卜鲁罕皇后按帝师札巴斡色（grags pa vod zer，1246-1303）之意施刊于大都白塔。第三组为《三律仪论说》（sdom pa gsum gyi rab tu dbye ba bzhugs so），共一部，72页。据跋记，系阴土猪年（1299）由卜鲁罕皇后施刊于大都白塔。第四组为《八支要义》（yan lag brgyad pavi snying po bzhugs so），共319页，由亦乞烈皇后（ai ci，？-？）于1311年施刊。第五组为《金光明经》卷一（vphags pa gser vod dam pavi mdo bam po gcig pa bzhugs so），共89页，由元仁宗（1285-1320）施刊于1313-1314年。 第六组由三部经典组成，分别为《时轮摄略经》（dus kyi mkhor lovi bsdus pavi rgyud kyi rgyal po），80页；《时轮经•无垢光广释》（bsdus pavi rgyud kyi rgyal po dus kyi vkhor lovi vgrel bshad rtsa bavi rgyud kyi rjes su vjug pa stong phrag bcu gnyis pa dri ma med pavi vod），346页；《无垢光广释摄义》（vgrel chen dri me vod kyi bsdus don），38页。按跋记，阴铁兔年（1351年，即至正十一年），由元顺帝（1320-1370）依帝师公哥儿监藏班桑布（kun dgav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1310-1358）之请施刊于大都。

本文试图在西热桑布教授研究的基础上，对施主、经典施刊地、插图风格和流通等问题进行一些补充。

一、关于施主

察必皇后，即昭睿顺圣皇后。按《元史》，为元世祖忽必烈皇帝（1215-1294）之妻，“弘吉剌氏，济宁忠武王按陈之女也。生裕宗。中统初，立为皇后。至元十年（1273年）三月，授册宝，上尊号贞懿昭圣顺天睿文光应皇后……十八年（1281年）二月崩。三十一年（1294年），成宗即位，五月，追谥昭睿顺圣皇后”。据藏文文献，察必皇后是一位藏传佛教的信徒。察必皇后是萨迦派著名高僧、大元帝师八思巴（1235-1280）的弟子。1253年，忽必烈在六盘山准备南征云南大理时八思巴就从凉州应召结识了忽必烈和察必皇后。此次见面，八思巴对忽必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促使忽必烈转变了对藏传佛教的看法，并接受了灌顶。其中，察必皇后起了重要作用。察必皇后不仅向八思巴请求喜金刚灌顶，将陪嫁时父母所送的耳环上的一颗珍珠赠送给了八思巴。据说，这颗珍珠价值黄金一大锭、白银千锭。而且还巧妙地解决了随后忽必烈在接受灌顶时与八思巴关系的问题。当随后忽必烈请求灌顶时，八思巴提出接受灌顶后，忽必烈应遵守宗教誓言，真正以弟子之礼来尊奉上师，即“受灌顶之后，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礼拜，听从上师言语，不违上师心愿”。八思巴提出的这种将宗教权利置于世俗王权之上的要求，忽必烈不愿接受。于是察必提出了一种折中方案：“听法及人少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恐不能镇服，由汗王（忽必烈）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不下诏令。其余大小事务由于上师心慈，如误为他人求情，恐不能镇国，故上师不要论及请求。”忽必烈同意了这一方案，并在军中接受了八思巴举行的喜金刚灌顶，从而成为八思巴的一名弟子。

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1272年迁都大都后，设立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吐蕃地区地方行政事务的机构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命八思巴领衔总制院事。1270年，进封八思巴为大元帝师。八思巴与忽必烈的此次见面，为后来元朝统治西藏系列策略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忽必烈以八思巴为上师，对八思巴执弟子之礼，成为后来元朝以藏传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的滥觞，所以元朝“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皇权与教权的关系也贯彻元朝始终，“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也付诸实施，所以，元朝“乃郡县吐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显而易见，察必皇后在其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据《萨迦世系史》，察必皇后对八思巴十分虔诚，对忽必烈增强对八思巴的信心，持续保持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做了不少有益之事。1255年，忽必烈南征大理北返经过藏区时，忽必烈召见了噶举派的著名活佛噶玛拔希（1204-1283）。噶玛拔希演示了不少神变，不少王公大臣前去观看，并议论其法力可能在八思巴之上。察必皇后于是请求八思巴演示神通，否则担心忽必烈不满并有可能改变想法，转而尊奉噶玛拔希为上师。八思巴于是演示了刀截四肢等神通，从而使忽必烈等人相信没有人能超过八思巴。正因如此，在1294年元成宗（1265-1307）追谥她为昭睿顺圣皇后的册文中对她的一生进行了高度总结和赞扬：“……恭惟先皇后，厚德载物，正位承天。隆内治于公宫，纲大伦于天下。曩事龙潜之邸，及乘虎变之秋。鄂渚班师，洞识事机之会；上都践祚，居多辅佐之谋。先物之明，独断于衷；进贤之志，允叶于上。左右我圣祖，建帝王之极功；抚育我前人，嗣社稷之重托。臣下之勤劳灼见，生民之疾苦周知。俪宸极二十年，垂慈范千万世……”察必皇后此后一直与八思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1264年，八思巴在第一次到达北京时，就为她和忽必烈汗及其皇子传授了萨迦派道果法的三续大灌顶。1269年从萨迦返回大都时，她与太子真金和王公大臣们前来迎接，“用大供养迎入宫中，请教各种博大精深的教法，使佛法犹如明月在莲花园中升起”。

阔阔真皇后为裕宗真金（1244-1286）的妻子，又名蓝也怯赤，弘吉剌氏，为元顺宗和成宗的生母。“大德四年（1300）二月崩，祔葬先陵，谥曰裕圣皇后，升祔裕宗庙。至大三年（1310）十月，又追尊谥曰徽仁裕圣皇后。”按《元史》，她是元世祖外出打猎时偶然遇见的，深得世祖的喜爱，“纳为太子妃。后性孝谨，善事中宫，世祖每称之为贤德媳妇。侍昭睿顺圣皇后，不离左右”。1295年成宗即位后，尊为皇太后。现有的汉藏文文献中，虽没有她是藏传佛教信徒的直接记载，但从她与元世祖、察必皇后和太子真金非同寻常的关系来看，对藏传佛教也应十分虔诚。因为正如前述，世祖、察必皇后和其丈夫太子真金与八思巴关系密切，并多次接受八思巴的灌顶和说法。与此同时，1271年八思巴动身返藏时，太子真金一直将他送到了萨迦。因此，他们三人对她肯定有重要的影响。1284年她与察必皇后一起施刊藏文经典《正理宝藏》一书即是其中的例证。此外，还有一些其它间接的例证。1279年，元朝攻下南宋首都杭州之后，以江南释教都总统杨琏真伽为首的官员陆续在杭州西湖的飞来峰镌造了大量的藏式风格的佛像。其中有两处愿文就提到了她的名字。其一是杨琏真伽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出资镌造的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像，其一是宣政院杨院使于同年出资镌造的无量寿佛、文殊菩萨和救度佛母像。二者都提到祝延皇帝圣寿万岁，“阔阔真妃寿龄棉远”。

卜鲁罕皇后为元成宗的第二位皇后。系“伯岳吾氏，驸马脱里思之女。元贞初，立为皇后。大德三年（1299）十月，授册宝。成宗多疾，后居中用事，信任相臣哈剌哈孙，大德之政，人称平允，皆后处决。” 大德十一年（1307），成宗驾崩后，卷入王位的继承之争。卜鲁罕皇后虔信藏传佛教，曾在京城大都修建万宁寺，并在其中立塑了许多密宗佛像。后来，这些佛像都被撤毁。关于永宁寺详情，诸史不载。成宗朝时的帝师为第五任帝师札巴斡色（1246-1303），于1294-1303年间在任。札巴斡色，《元史》译为吃剌斯巴斡节儿，原为萨迦东院的人，曾做过八思巴侄子大尼钦波桑布贝（bDag nyid chen po bzang bo dpal,1262-1322）的“却本（chos dpon）”，后来投靠八思巴，担任八思巴的香灯师，随后前往大都出任帝师。元贞元年（1295），成宗赐双龙盘纽白玉帝师印，并赐玉制五方佛冠。因此，他自然也是卜鲁罕皇后的上师。1299年，卜鲁罕皇后根据他的意思在大都施刊藏文佛经之事也就顺理成章。与此同时，卜鲁罕皇后在万宁寺立塑密宗佛像也可能与他有关。此外，卜鲁罕皇后与八思巴的弟子、著名的胆巴国师（？-1303）也关系密切，他也应是她的上师。据《元史》和《佛祖历代通载》，胆巴国师“师名功嘉葛剌思（kun-dgav grags-pa），此云普喜名闻。又名胆巴，此云微妙。西番突甘斯旦麻（又作朵甘斯麻，即今青海省称多县）人。” 因传为吐蕃名相噶尔家族的后裔，又名噶•阿年胆巴。幼年丧父，一直由其叔父抚养。后师从萨迦班智达出家，并前往西天竺师从“古达麻室利习梵典，尽得其传”。1264年八思巴返藏途经其家乡时，因深得八思巴赏识而随八思巴前往萨迦。1267年，受八思巴之命在其家乡创建萨迦派寺院尕藏寺，1269年随八思巴前往大都，并向忽必烈举荐。“时怀孟大旱，世祖命祷之，立雨。又尝咒食投龙湫，顷之奇花异果上尊涌出波面，取以上进，世祖大悦。”后忽必烈命其前往五台山寿宁寺。1271年八思巴赴临洮时，受八思巴之命返回大都，并受托朝廷宗教事务之重任。因此在成宗在位的“大德间（1295-1307），朝廷事之，与帝师并驾。”成宗皇帝和卜鲁罕皇后都对其优渥有加。一次，德寿太子生病，卜鲁罕皇后去派人请胆巴国师治病，对胆巴国师说：“我夫妇以师事汝至矣，止有一子，何不能保护耶？”可见，成宗皇帝及其皇后与胆巴国师的关系非同一般。实际上，胆巴国师还为成宗皇帝治过病。成宗时期，他还在北京颐和园万寿山等地设立道场祠祭摩诃葛剌神，摩诃葛剌神随祷而至，帮助元军统一江南和击退海都犯西番界，因而倍受尊重。成宗时奉诏住持大都大护国仁王寺期间，成宗特“诏分御前校尉十人为之导从”。出行时，令胆巴国师护随左右。正因其博学的才识，卓异的道行，大德七年（1303）他圆寂后，成宗诏令将其舍利迎入大护国仁王寺，安葬于庆安塔中。仁宗即位后，被追封为“大觉普惠广照无上胆巴帝师”。

关于另外一位皇室成员亦乞烈皇后，文献记载不多，只有《元史》有一段简略的记载：“亦乞烈氏，奴兀伦公主之女，实生明宗，天历二年（1329）追谥仁献章圣皇后。”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为元顺宗的次子、元武宗的弟弟，1311-1320年在位。在位期间，继续执行元初制定的礼遇藏传佛教的国策。《元史》为我们留下了一些与此相关的记载。例如，延祐四年（1317）二月，“给书西天字《维摩经》金三千两”；三月，“给金九百两、银百五十两，书金字藏经”。五年九月“甲戍，以作佛事，释重囚三人，轻囚五十三人”；冬十月，“壬辰，建帝师八思巴殿于大兴教寺，给钞万锭”。六年三月，“壬午，赐大兴教寺僧斎食钞二万锭”；九月“癸巳，以作佛事，释大辟囚七人，流以下囚六人”。同时据《释老传》，此时的佛事活动种类繁多，并且花费不少。如“延祐四年，宣徽使会每岁内廷佛事所供，其费以斤数者，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油七万九千、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蜜二万七千三百。自至元三十年间，醮祠佛事之目，仅百有二”。由此可知，在仁宗朝，宫廷佛事活动频繁，种类繁多。实际上，仁宗本人不仅信佛，而且还是一位佛学大师，对佛教典籍十分精通。为此，《元史》在总结他的一生时说，仁宗“通达儒术，妙悟佛典，尝曰：‘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由此可见，元仁宗出资刊印藏文佛经、布施举行一些佛事活动均在情理之中。

元顺帝为明宗皇帝的长子，元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在元代诸位皇帝中以崇奉藏传佛教而著名。《元史》中记载了许多他崇信、甚至修炼密宗，不理朝政的事情。如至正元年（1341）“十二月丙申，诏写金字藏经”。至正七年（1347）“二月甲戌朔，兴圣宫作佛事，赐钞二千锭。” 至正“十三年（1358）春正月庚午朔，用帝师请，释放在京罪囚。”是岁，“哈麻及秃鲁贴木儿等阴进西天僧于帝，行房中运气之术，号演揲儿法，又进西番僧善秘密法，帝皆习之。”十四年（1359）正月“丁丑，帝谓脱脱曰：‘朕尝作朵思哥儿好事，迎白伞盖游皇城，实为天下圣灵之故。今命剌麻选僧一百人，仍作朵思哥儿好事，凡所用物，官自给之，毋扰于民。’”十一月，“皇太子修佛事，释京师死罪以下囚”；“时帝怠于政事，荒于游宴，以宫女三圣奴、妙乐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为十六天魔，首垂发数辫，戴象牙佛冠，身被缨络，大红绡金长短裙、金杂袄、云肩、合袖天衣、绶带鞋袜，各执加巴剌般之器，内一人执铃杵奏乐。又宫女以十一人，练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杉。所奏乐用龙笛、头管、小鼓、筝、琵琶、笙、胡琴、响板、拍板。以宦者长安迭不花管领，遇宫中赞佛，则按舞奏乐。宫官受秘密戒者得入，余不得预。”顺帝正因为“帝怠于政事，荒于游宴”而致使元朝灭亡而遭到了后世史家的严厉批评。此处之帝师公哥儿监藏班桑布为八思巴的侄孙，生于1310年，卒于1358年，1331年进京，1333出任帝师直到1358年去世，为元代的第十二任帝师。

（原文刊于《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