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中的西藏佛教艺术瑰宝（二）

　　清王朝积极巩固西藏边疆，进一步加强中央对西藏事务的直接管理，设立驻藏大臣，健全了管理制度，有效的实行了扶持和利用藏传佛教的政策，发挥了爱国宗教领袖的作用，协调了民族关系，巩固了边防，保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西藏与祖国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更为紧密。清代历史上共有两位达赖、一位班禅进京朝见皇帝，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三世达赖，分别进京朝觐，这三位黄教领袖与皇帝会面的时间恰好在清王朝早中晚三个历史阶段。这三次朝觐在皇宫中留下许多文物，记录下历史的印迹。

班禅画像

　　清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应邀来京朝觐，受到顺治帝的隆重礼遇，赐其金册金印，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由此确立了达赖喇嘛的西藏佛教领袖地位。五世达赖朝觐，是清代西藏佛教领袖人物第一次到北京朝拜皇帝，得到朝廷的册封，标志黄教取得在西藏宗教中的统治地位，五世达赖此行为加强西藏地方与清中央政府的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五世达赖之后128年间，西藏经历了诸多的风云变迁，再没有一位达赖、班禅到京朝觐。早在康熙皇帝执政时期就曾一再敦请五世班禅赴京陛见，五世班禅也很愿意，但因第巴桑结嘉措从中作梗，终未实现班禅赴京陛见的愿望。

　　直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才实现了班禅进京的宿愿，这年六月，六世班禅从西藏日喀则出发，万里跋涉历时一年到达热河，参加乾隆皇帝七旬万寿庆典，为皇帝祈福祝寿，表达了西藏民众对朝廷的敬仰拥戴，是继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朝觐后，西藏最高佛教领袖第二次入朝，对于加强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联系，安定西藏。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都有重大意义。不幸的是他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后，身染天花，圆寂于北京。年仅43岁，未能返归故里，在中华民族团结史上留下了感人肺腑的一页。乾隆皇帝对班禅入朝极为重视，给以很高的评价与丰厚的赏赐，对班禅的不幸圆寂深表痛惜悼念，因此故宫中保存了大量与六世班禅有关的文物，件件文物传达给我们真切的历史信息。

　　班禅画像

　　画像为大幅的西藏唐卡形式，通高189厘米，宽103厘米，画心纵117厘米，横61厘米。用富丽堂皇的大红底，勾莲织金缎装裱（见图1班禅画像）。画幅正中六世班禅大师结跏趺端坐在雕龙扶手椅上，身着清代官服，内穿黄蟒袍，外罩黄八团龙褂，胸前挂朝珠，斜披红帛，头戴黑皮边冬冠，面容安详慈善，右手作说法印，左手托宝瓶。宝座周围点染青山绿水。天空漂浮着五彩祥云，祥云正中端坐无量寿佛，左侧是密教主尊大威德金刚，右边是黄教祖师。下方地界中央画六臂永保护法，左为降阎魔尊，右为吉祥天母。画像装潢华丽，笔法精细。像背后用黄绸作衬，下部贴一方白绫（见图2班禅画像题记），上面用汉满蒙藏四体文字书写题记：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圣僧班禅额尔德尼自后藏来觐，上命画院供奉绘像留，永崇信奉，以证真如。”

班禅画像题记

　　这是班禅大师万里东行到达热河后，乾隆皇帝命画院画师参照西藏唐卡画法，根据大师本人形象作的写实肖像。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是清代西藏重要的宗教领袖，法名罗桑巴丹益西，藏历第十二饶迥土马年十一月十一日，（乾隆三年，1738年）生于后藏南木林宗扎西孜地方，乾隆五年，三岁被认定为五世班禅的转世灵童。乾隆六年，六月初四在扎什伦布寺坐床，继任为六世班禅。一生为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在奉钦命入藏办事的章嘉国师的支持下，认定了绛边嘉措为八世达赖，并尽心培养，在八世达赖成年后，与之很好的合作，使得西藏在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外敌觊觎，内部矛盾加剧的情况下能保持稳定，六世班禅起了重要作用。他拒绝英国人入藏通商、签约的要求，保卫了国家主权。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赴京朝觐，达到了他一生事业的顶峰。这年六月，六世班禅一行从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起程东来，转年七月二十一日到达热河避暑山庄，乾隆帝亲自接见班禅，《内阁起居注》记录：

　　“二十一日丁酉，班禅额尔德尼自后藏来恭祝万寿，至避暑山庄，于澹泊敬诚殿丹墀跪请圣安，上于清旷殿赐座、慰问、赐茶。毕，上诣宝筏喻、烟波致爽、云山胜地各佛堂拈香，班禅额尔德尼从，礼毕，上还宫。”

香山昭庙

　　聊聊数语可见班禅受到乾隆皇帝的隆重接待，给予的极高礼遇。为迎接班禅，朝廷作了大量的精心细致的准备工作，在热河兴建须弥福寿之庙，在京修缮黄寺，兴建香山昭庙（见图3香山昭庙）。把北京、承德各大寺庙修葺一新，以备班禅观瞻作佛事；精心安排朝觐路线，程程专差接送，颁敕行赏，问寒问暖；动用金银珠宝玉石绸缎制作各种赏赐班禅的器物；事无巨细乾隆帝无不亲自过问。为迎接班禅交谈亲切，乾隆特学习藏语会话。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乾隆对西藏问题的重视，事必躬亲，周详缜密的为政作风。

　　有关这幅班禅像，内务府档案记载：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太监额鲁里传旨，着舒文转传与全德，将画画人陆灿派人送进京来，务于九月尽十月初间到京，预备画班禅额尔德尼像，钦此。”“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三十日，管理造办处事物大臣舒文奉旨：着亲身带陆灿至西黄寺画班禅像”[1]《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中也有相关细节记载。

　　“十月五日上午，乾隆皇帝派工匠总管苏（舒文）大臣送来上等哈达等礼品，及珠宝雕饰之御带。苏大臣对大师说：‘我时常虔诚供佛，为雕刻班禅额尔德尼像，特来请问班禅额尔德尼像如何？江南一位优秀画家奉旨前来向您问画，但因所画身形过大，未敢启口，待后再问。’大师等人听后笑了，赏赐了大臣与画家，并回奏皇帝，当时，画家绘画了强佐与司膳堪布画像。”

藏文经

　　[2]当时乾隆帝指示画家绘制了多幅班禅像，除此官装像外，还有僧装像。（现存故宫）不幸画家陆灿十月三十日给班禅画像后两日，十一月初二，班禅就在西黄寺圆寂了。可贵的是画家给我们留下了班禅大师的珍贵仪容。此后，为永久纪念班禅，乾隆帝下旨在宫内外挂班禅画像“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初十日，将班禅画像四张交里边打得结子呈览，奉旨：画像四张具不必在佛箱收供，一轴配红木插盖匣一件，交中正殿西配楼安供，其余三轴，在法源楼、热河紫浮、须弥福寿之庙各安挂一轴，钦此。”[3]

　　班禅奏书

　　班禅奏书收藏在一个棕色描金花皮匣中，当年乾隆帝不是作为一般档案保存，而是作为历史纪念精心保藏在雨花阁佛堂内。匣内有奏书原件和满文、汉文两种译本，及藏文经两部（见图4藏文经），两部经为墨字两面书写在厚实的藏纸上，共计四十六页，其中一部经的汉文意思是“请皇帝住世文”即祈祷皇帝长寿，经名为《无畏狮子吼》。经的结尾写道：“天皇四十五岁，（即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上旬吉祥日专心写，班禅”。另一部经为《薄伽梵白伞盖佛母成就悉地甘露瓶仪轨经》。

奏书

　　奏书宽75厘米，长450厘米，用金、墨书写在颜色稍黄的藏纸上（见图5奏书），藏文草书体，写的流畅而又工整，富有艺术美感，凡涉及皇帝处用金字，奏书末尾盖朱红大印“敕封班禅额尔德尼之宝”。汉文满文译本，是黄绫面奏折，黄纸墨书。汉文译本，开头是五言诗：“无量功德佛，身居十二宫，现八十种相，种种皆圆满。”接着赞颂乾隆皇帝是文殊菩萨化身“曼殊师利佛，现化圣帝身，抚育四大部洲，一切众生安稳快乐，……鸿布宗喀巴法乘，一切诸魔罗具以大威力降伏，为世界中稀有功德，曼殊师利大皇帝宝座上，时有天龙拥护永远巩固，如恒河沙数无量无边，长以大慈愿海普度众生，众生皆归仁寿，三千大千世界合口赞颂无量圣寿各大欢喜。臣僧敕封班禅额尔德尼，恭进哈达一个，系五彩哈达嵌松石金满达一具，大摄受嵌宝石银座具三十四世相金释迦牟尼佛一尊，……”奏书结尾以恭进礼品单结束。六世班禅以佛教语言表达了西藏各界对乾隆皇帝的美好赞颂与祝愿。

　　乾隆四十五年，正当康乾盛世的顶峰时期，内地承平已近百年，就是历经忧患的西藏在清政府三次平定了准噶尔叛乱后，也得到安定。乾隆帝从雍正七年阿尔布巴事件中康济鼐被杀，乾隆十五年珠尔墨特那穆扎尔叛乱中驻藏大臣付清、拉布敦被害事件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对蒙藏地区的统治，不仅要靠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威慑，还需借助宗教领袖之力，牵制地方贵族势力，因此扶持西藏宗教，抬高达赖班禅的的政治与宗教地位，扩大其影响，“兴黄安蒙”是清政府治理蒙藏的重要政策。当时的西藏八世达赖年纪轻，尚未亲政，六世班禅是西藏地位最高的佛教领袖，他的到来途经青海、甘肃、蒙古广袤的边疆地区，影响很大，对蒙藏地区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