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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著名因明学者杨化群教授

2018-01-19 豫川 中国西藏

因明是佛教五明之一,起初为佛家论义之方便法,用于与其他各派、甚至是大小乘之间的辩论。“因明”这一词语首先出现于玄奘法师翻译的《瑜伽师地论》中,玄奘在印度那烂陀寺求法时,曾运用因明多次破斥外来论师的邪见,名震天竺。他回国后,创立了唯识宗,大大推动了中国因明学的发展。

物换星移,岁月沧桑,因明学发展到今天,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陷入了人才奇缺的绝境。2008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宣布将因明学列为“绝学”。目前,全国进行因明学研究的仅寥寥十余人,其中60 岁以下的只有6、7人。此情此景,使我们更加怀念20年前名驰国内的因明学者杨化群教授(永灯法师)。

杨化群,俗名杨万才,1922年7月出生于峨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兄弟姐妹七人,其大姐和三个弟妹均是尚未成年就夭亡。幼年的他,疾病缠身,母亲是吃斋念佛的虔诚居士,不忍看着他挨冻受饿而夭折,便把他送到峨眉山洗象池脚庙兴圣寺当小沙弥。

1934年4月初8佛诞日,洗象池举行剃度仪式,12岁的杨化群被赐法名“永灯”,脱掉俗衣,换上僧衣。其师见他学习勤奋,就把他送到峨眉山佛学院读书。是年深秋,小永灯受了具足戒后就离开了峨眉山,来到乐山乌尤寺观音殿,给遍能法师当侍者。不久,重庆华岩佛学院聘请遍能法师去当教务主任,法师就带着他到了重庆西郊冷水场华岩寺,让他入了学。

1937年夏天,17岁的永灯看到报上登载的“北碚缙云山汉藏教理院招考新生广告”,征得遍能法师同意后,前往报考,经过考试被录取了。汉藏教理院的实际主持人法尊法师在讲授藏文课的同时,还负责教《西藏政教史》课,自然而然就提到西藏因明学特别兴盛的情况,给永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1年秋,永灯从汉藏教理院毕业,被聘到合江法王学院教书。当时,日寇对大后方重庆狂轰滥炸,搞得人心惶惶。面对日寇的侵略蹂躏,国民政府发出了开发边疆的号召。1943年冬,蒙藏委员会招考游学西藏公费僧,一直渴望到西藏深造藏文和因明学的永灯与同学善化前往投考,被录取并发了旅行执照和旅费。他们遂由重庆出发,经成都、雅安等地踏上了西康藏区,进入人烟稀少的万里高原。临行前,他们到母校拜别法尊法师,法师语重心长地一再嘱咐他们:西藏现在还保存着不少从印度直接输入的有学术价值的藏文大藏经近六千部,也有不少品学皆优的喇嘛老师。你们要注意刻苦学习我们汉地还没有翻译过来的因明论著,这对我们汉传因明学的发展,将有较大的补缺作用。你们要学唐玄奘,当个翻译佛经的人。

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1944年,他们终于抵达了青藏高原上的古城拉萨,进入格鲁派大寺之一的色拉寺甲绒康村(相当于今天大学的班级)学习,依止著名因明学者格桑泽仁,得藏名“永灯嘉措”,开始系统地学习藏语文和因明学。

在藏传因明学的大海里,永灯嘉措像一叶扁舟在漂浮。刚从天府之国来到异域风情的边陲僧侣最高学府,首先必须学会藏语文,适应藏地的日常生活,才能生存下去,学到知识。而藏语和藏文是很复杂的,作为一个汉僧,学习难度很大,需要有极大的毅力,既要眼看心记,又要口练手写,永灯嘉措整天学习都感到时间不够,每晚都要学到深夜,次日凌晨4、5点钟起床又学。无论是烈日炎炎的盛夏,还是风雪迷漫的严冬,永灯嘉措天天坚持如此,最后终于达到了“说藏语流利,写藏文随心”的地步。

1947年,永灯嘉措通过了扎仓(相当于今天大学的系)的辩论考试,接着又通过帕卿考试(即学完五部大论之一的《现观庄严论》考试)。1952年3月初,西藏军区成立编审委员会,从事藏、汉两种文字的翻译工作,邀请擦珠活佛和永灯嘉措参加,于是,尚未毕业的他便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涯。1954 年,由于工作逐渐开展,翻译任务越来越重,领导再三劝说永灯嘉措退学,搬到机关宿舍生活居住。他想,退了学只不过考不成格西学位罢了,自修也是一条学习的道路,于是就回寺向老师禀告,征得老师同意后,他办妥退学手续,然后把历年购置的藏文书籍请人背到单位宿舍,继续其半工半读的生活。

1956年,编审委员会合并到《西藏日报》社,次年成立藏文编辑部,因工作需要,永灯嘉措退戒易服,现居士身,复名杨化群,被任命为翻译科副科长。虽然工作量增加了,但他仍坚持不懈地精勤钻研藏传因明学,研究藏文文法。不久,杨化群又被任命为编辑部代理副主任,负责藏文业务。当时的藏文书都是佛教的经、论、颂,有人看到杨化群晚上老呆在宿舍里看这些书,就在开会时说他搞“封建迷信”,他加以辩解,又诬蔑他“走白专道路”。杨化群动辄得咎,成了编辑部的专业批判对象。

1960年夏季,38岁的杨化群在翻译一篇支持刚果电影周的消息稿时,不慎把“支持刚果”翻译成了“支持支持刚果”。有人便诬蔑他故意搞破坏。编辑部一些有正义感的同事如汉僧融通、满度(遍能法师之徒)等人不同意这一指责,那些人就诬陷杨化群搞什么“反革命集团”,说他是这个集团的头子。民警来到他的宿舍,出示逮捕证,强行给他带上手铐,关进看守所,囚禁十四年,直到1974年11月才无罪释放。入狱时,杨化群还是年富力强的壮汉,出狱时,已是52岁的老翁了,但他以宗教家宽广的胸怀,以苦为乐,处之泰然。进过监狱的人在社会上都受歧视,连工作都找不到,他只好又回到公安局六处,当了一名勤杂工。1975年冬天,自治区公安厅行政处又安排他去“五·七”农场当管理员,管理伙食账目。

1978年4月,杨化群被安排到西藏人民出版社任编辑,参加由张怡荪教授主编的中国第一部《藏汉大辞典》的编写工作,负责编写藏传因明著作中的词汇。1980年初,杨化群忽然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考研究人员的消息,遂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报了名。夏天,他收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寄来的准考通知单。他赶回乌尤寺,把这个消息告诉遍能法师,法师拿出仅有的315元,作为他去北京的车费和食宿费。

7月,杨化群赶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招考办指定的办公室里,主考的三十多位老专家、教授鱼贯而入,坐在周围的沙发上,好几个录音机摆在面前,考场庄严肃穆。主考、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教授宣布答辩考试开始,专家们首先用藏语向他提问,他很利落地一一答复。继而提出藏传因明学问题,他也利索地予以答复,背出一段一段的原作并进行解释。一个多小时后,任继愈宣布:藏语答辩顺利结束,开始用汉语答辩。现代著名藏传因明学家王森先生即席提出“因明学在印度的发展情况和传到西藏的译传发展情况及其特点”等问题,杨化群逐次用汉语进行了答辩,有时引证藏文文献并译为汉语进行解释。接着其他老先生也争相提问,他也逐题答辩,有时还兴奋地站起来,自然而然地边拍掌边蹬脚边答辩,在场的人十分惊奇!知情者解释道:这就是西藏喇嘛特有的“辩经”方式。对他的答辩,在场的老先生们都满意地点头赞许。到了下午一点多钟,任继愈宣布:杨先生的答辩考试,到此结束。

四个月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录取通知书送到了58岁的杨化群手中。这次高中“金榜”,成为杨化群人生道路上一个重大转折点,他将有研究、翻译、整理因明学的权利,再也不会去“五·七”农场管理伙食帐了。他虽然失去了那么多用金子也买不到的宝贵时间,失去了人生精力最旺盛的壮年,可他仍要鼓足残余的精力,把58岁当作28岁,把一天的时间用来做十天的工作。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自己一生执着的追求。

1982年,杨化群应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旨在抢救因明学遗产、推动因明学发展的座谈会,会议最后决定编写一部《中国逻辑史》和《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因明卷》,请杨化群担任藏传因明学的主编。会议结束后,杨化群回到成都,不久,《藏汉大辞典》的编写工作也全部完成。1985年7月,《藏汉大辞典》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

1983年8月,全国首届因明学术讨论会在甘肃敦煌召开,他带着翻译出来并打印成册的藏族因明学者的四部代表作——宗喀巴的《因明七论入门》、工珠·云旦嘉措的《量学》、龙朵文集中的《因明学名义略集》、普觉·强巴的《摄类辩论——因明学启蒙》,由拉萨乘飞机到青海格尔木,再改乘运油汽车到达敦煌。这些书稿分发给与会代表后,受到大家的一致赞扬,对藏传因明学的传播,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会议结束后,杨化群被调到拉萨河边的西藏师范学院藏文系,教授藏传因明学。1985年7月,西藏师范学院更名为西藏大学。

1984年2月27日,62岁的杨教授因操劳过度,忽患中风,右侧偏瘫,不能动弹,无法说话。经过治疗,到1986年冬天,他终于能拄着拐杖走路了,想拼在生命结束之前,完成《藏传因明学》的书稿。右手不能写作了,就锻炼左手写字,先用铅笔在木版上画,再用钢笔苦练,初步的成功使他十分愉快!病中的苦恼、寂寞一扫而光,又开始了藏传因明资料的整理、研究、翻译工作。

杨教授曾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的生命,治无涯的因明学,要做出一点成绩,的确是困难重重……”但他克服长期病痛所带来的巨大折磨,以惊人的毅力,矢志不渝、精进不息地从事因明学书稿的整理研究和教书育人工作,对我国藏传因明学的传播和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印度因明学精深异常,历代学者多视为畏途,不敢近染,然杨先生却深得其中三昧。1988年底,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藏传因明学》和译作《正理滴论》。书中,杨先生将若干藏文因明学专著首次译成汉文,填补了该项领域的空白。杨教授曾担任《西藏宗教史》主编,参加了《宗教辞典》的校订工作,译校了《西藏地震历史资料》,发表的学术论文除上所述外,还有《西藏苯教祖师辛饶米沃且的一生——兼论有关吐蕃的几个历史问题》、《论顿门巴与渐门巴的斗争》等等。

1994年7月13日,杨化群教授因脑溢血后遗症抢救无效,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逝世,享年72岁,走完了他勤奋坎坷、艰辛曲折的一生。遗体火化后,根据其遗愿,骨灰安葬于乐山乌尤寺,叶落归根,长与秀水名山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