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饶嘉措。
喜饶嘉措(1884年至1968年),青海循化县人。幼年出家古雷寺,先后在拉卜楞寺、哲蚌寺求学,考取藏传佛教拉然巴格西学位。曾主持编订出版藏文《布敦全集》和《甘珠尔》校勘工作。民国期间,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西藏文化讲座讲师。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等职。喜饶嘉措学识渊博,品格高尚,是一位对民族文化做出杰出成就的学者;他“情系民族,心系祖国”为促进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做出了积极贡献,是一位可敬的“爱国老人”;他信仰坚定,深受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是藏传佛教一代宗师。
中国佛教界的领袖喜饶嘉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位藏族佛学大师,在光明与黑暗历史交替的关键时刻,他用智慧和担当演绎了人生的精彩华章,被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称誉为“爱国老人”。今年,是喜饶嘉措诞辰130周年,缅怀他光辉的一生,颂扬他高风亮节的品质,敬仰他渊博多闻的学识,赞歌他爱国爱教的情怀,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喜饶嘉措于公元1884年(藏历第十五个热迥木猴年)农历四月初八诞生在青海省循化县道帏乡上部贺庄村的一户普通藏族农家。他自幼为僧,7岁时先是在古雷寺老喇嘛罗赛处学习藏文和经文,并在本寺西藏哲蚌寺拉仁巴格西诺尔布座前出离,受沙弥戒,起法名为喜饶嘉措(慧海)。罗赛老喇嘛见其不同于普通沙弥,送至拉仁巴格西托麦处进一步学习写、读、诵。自此,年幼的喜饶嘉措智慧之门大启,学业精进勤奋。1900年,喜饶嘉措进入甘肃拉扑楞寺,在贡塘罗哲嘉措、第四世嘉木样活佛、迭部关却、郭芒活佛楚臣嘉措仁波切、德唐活佛仁波切等10余位德高望重、贯通五明的大善知识门下系统地研习佛学。经过五年精进努力,学习成绩裴然,受到贡塘罗哲嘉措的赏识,被授予比丘戒。贡唐罗哲嘉措仁波切嘱托和鼓励他到拉萨求学,并预言其将来会成为法界栋梁的大学者。1905年春,喜饶嘉措来到拉萨哲蚌寺师承格西布德仁波切·洛桑益希丹贝坚赞和乔智嘎布等三十多名高僧潜心学习五部大论和藏传佛教精髓的显密传承经典。1916年,获得了藏传佛教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此后,喜饶嘉措的名声遍及四方,誉满藏区内外,人们对他的敬仰与日俱增。
不久,十三世达赖喇嘛请喜饶嘉措去罗布林卡主持校勘西藏大学者布敦·仁钦珠的所有著述,经过六年时间完成了《布顿全集》新版19函的校勘刊印。他还主持重刻大藏经《甘珠尔》的校稿任务。《甘珠尔》由于版本多( 北京版、奈塘版、德格版、卓尼版等),各版本中错误和疏漏亦多,要进行校勘,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花去了整整八年的时间。1937年,喜饶嘉措应国民政府之邀赴京讲学,并由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会同聘任为国立五大学(北京、清华、中央、武汉和中山)西藏文化讲座、汉藏文化讲师。是年夏天,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作了一系列关于宗喀巴大师传略、圣道三要、菩提道次第、格鲁派发展史、汉藏文化交流史等报告,为加深汉藏文化交流,加强汉藏民族关系,推动祖国统一,做了许多工作。
1949年全国解放,喜饶嘉措应邀参加政府工作,欣然回到西宁,出任第一届青海省政府副主席、文教委员会主任及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他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重大决策,积极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奔走呼号。1950年秋,喜饶嘉措多次给西藏的故旧、学生写信,并亲自向西藏发表广播讲话,向西藏各族各界人士传达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这些书信和广播讲话起了很大的影响,解除了西藏人民对新生人民政权的顾虑,稳定了人心。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谈判代表的代表团赴京和谈。当代表团途经西安时,喜饶嘉措见到了他的学生阿沛·阿旺晋美,语重心长地叮嘱:据我一年多来的观察,毛主席、共产党是伟大的,他们制定的各项政策是好的,尤其是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正确的,你们完全可以信赖,由衷地希望谈判成功。喜饶嘉措的这番努力,对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十七条协议》的顺利签订,无疑有着积极的影响。阿沛·阿旺晋美在文章中回忆当时的情形时写到:“1949年冬到1950年秋,喜饶嘉措大师曾先后从西宁、西安、北京分3次亲自向西藏发表广播讲话,讲述当时国内形势的发展情况,宣传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表达他对西藏故土和人民的无限怀念之情,衷心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谈判,争取和平解放。当时由于通讯设备及技术等各方面的限制,对大师的每次广播讲话,不是都能听得清楚和完整,只能听个大概,但大师的声音却能听得十分真切,从而在大师当年的学生和朋友之间互相转告,庆幸大师还健在。仅凭大师几次广播讲话的大致内容,和带有浓重安多乡音的真切无误的语音,就在相当众多的西藏各阶层人士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号召力和稳定作用。”
1952年11月,喜饶嘉措与全国佛教界著名人士虚云和尚等二十人,在北京召开了在现代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会议。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喜饶嘉措先后担任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副会长、代会长、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等职务,长达十余年。期间,他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带领全国各民族佛教徒积极致力于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事业;关心培养佛教人才、开展佛学研究工作,并经常亲自到佛学院讲演佛学;他不辞高龄,6 次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6次率团前往缅甸、苏联、瑞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国访问,增进了中国佛教与国际佛教界的交流和合作。
195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西藏问题”决议,喜饶嘉措对联合国干涉我国内政的事件表示无比愤慨和坚决反对,他在发表谈话中指出:“自古以来西藏王朝和中央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到了元朝统一中国后,使西藏由四分五裂的局面统一成为元朝管辖下的一个完整的地方行政区域,并册封八思巴在元朝的统一领导下主管西藏。到了清朝,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地位也是中央政府册封任命的。后来噶夏政府的设立也都是清朝政府批准的,这是铁一般的历史事实,谁也歪曲不了。”这番谈话,充分表现了一位爱国者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定立场。正如第十世班禅大师所说:“至尊的喜饶嘉措大师一生为沟通交流汉藏文化, 著书立说, 功垂汉藏, 爱国爱教, 为广大僧众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为祖国的统一,为人民的团结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现在我们缅怀喜饶嘉措大师的同时, 要学习他刻苦博学的意志, 爱国爱教的宏愿和为各族人民的幸福而贡献终生的佛家精神”。(原文载于《中国西藏》2014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