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密宗与北京雍和宫

二、雍和宫密宗的派别及其特色

“后弘期”是藏传佛教在佛学上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开放性时期，又是诸多教派的大生产时期。除“前弘期”传承下来的宁玛派外，仅“后弘期”内就相继产生了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希解派、觉囊派、格鲁派等。其中噶举派、萨迦派和格鲁派，再加上宁玛派，在密宗这一深奥领域具有很高的造诣，可以说，此四派在密宗理论上自成体系，在实践修炼上独辟蹊径。此四派历来就是瓜分藏传佛教信徒的四大支柱性宗派，在藏族地区乃至整个信奉藏传佛教的地区或民族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所以，历史上曾出现过元朝支持萨迦派，并推举帝师统管藏族地区，至明朝转而对噶举派倍加重视，而清政府又不惜一切扶植和推崇格鲁派的局面。其中清政府对藏传佛教的管理和利用皆较元明两朝高明并“企图把它变成一种有利而历害的工具。”④先后将北京、承德、五台山变为内地藏传佛教的三个中心。1744年（1745年竣工）把雍和宫改建为北京地区规模最大、地位最高、机构最完备的藏传佛教寺院，直属清中央政府管辖，“由王室亲王中选派一人充当雍和宫最高行政首长，名叫‘领雍和宫事务大臣’。”⑤正因为如此，它就成为一座典型的格鲁派寺院，例如雍和宫内的时轮学院、续部学院（密宗）、闻思学院（显宗）、医药学院和大经堂皆与格鲁派大寺院的布局基本一致，这也是格鲁派不同于其它藏传佛教派别的主要特色之一。

从整个布局看，雍和宫也突出了密宗的地位。例如，寺内除了闻思学院（显宗）外，其余的大都与密宗有着密切的关系。续部学院是格鲁派纯修密宗的场所，殿内“研究密宗教义，广授法师之灌顶，教化善根弟子入密宗金刚乘门”⑥；时轮学院系密宗学院，除着重对时轮天文历算进行研习外，还要研习与修观有关的时轮密乘；医药学院主要是除了研习《四部医典》和《药王月珍》、《晶珠本草》等外，还要研修或举行许多密宗仪式，诸如“药师佛自入坛城和烧坛法会”、“马头金刚自入坛城和烧坛法会”、“阿阂佛自入坛城和烧坛法会”等。由此可以看出，密宗在雍和宫占有绝对优势。同行们周知，因为藏传佛教的诸多密宗派别都有各自的修持方法和理论依据，如宁玛派的“修学之要，大抵区分九乘:声闻、缘觉、菩萨，三乘皆应身佛释迦所说。密乘外道，作、修、瑜伽，三乘皆报身佛金刚萨陲所说。内道，大瑜伽、无比瑜伽、无上瑜伽，三乘皆法身佛普贤所说。此中复以无上瑜伽中喜金刚法为最究竟。行持从俗，不守律仪，以为观修自显现净智契证空理，而得解脱云。”⑦噶举派则“精习瑜伽密中之密集，又无上瑜伽密中之喜金刚、四吉祥座、大神变母等法，尤于空智解脱合一之大手印法洞达奥蕴。”⑧至于萨迦派的“学说亦融会显密，而用清辩一系之中观为密乘本义之解释。又以显乘之菩萨五位（资粮、加行、见、修、究竟）与密乘四部对合而修，以为修此即自然修彼。以是于加行位中暖顶忍三味耶断所取惑，世第一法三昧耶断能取惑，同时以菩萨智慧本性光明照耀而入大乐定，则已达显密融合之境地矣。”⑨而雍和宫密宗的特色大抵可概括为“集诸派之所长”。格鲁派提倡“先显后密”，即先打好显宗理论基础，然后进入密宗修炼（实践）。因此，雍和宫在修习次第上是先通《菩提道次第广论》，后入《密宗道次第广论》，从而体现了格鲁派的“先显后密”的宗旨。

三、密宗在雍和宫传播的历史意义

藏传佛教密宗一般简称为“藏密”，藏密在整个佛教体系中是颇为孤立的。从以往的情况看，小乘行人固然对藏密的理论与行持有所非难，但大乘显宗对其恐怕也未全部首肯。就密宗本身而言，东密也极力反对藏密将“无上瑜伽部”作为“无上”的地位。出现如此情形的原由极为复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陌生。藏密由于“密”的缘故，其它佛教宗系对其就颇不了解。然而，雍和宫利用其地理人缘优势，为使藏密走出小圈子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可谓在藏密的发展进程中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藏密一向极重传承加持之力，素有“密无师承，不可滥学；未经灌顶，窃法无益”之戒，令许多内地热爱佛法的人士没有机会亲近藏密。1744年，清政府将雍和宫改造成藏传佛教寺院，并在寺内创立密宗等相关学院，这就为其它民族打开了一扇认识藏密的窗口，给内地的某些人开辟了研修藏密的合格场所。其中乾隆皇帝和第三世章嘉活佛对藏密在内地的迅速传播作出了特殊贡献，乾隆带头修习藏密，“现在朕欲学习密法，请给我传授入乘法灌顶，还要把你的本尊神胜乐灌顶法传授给我!”⑩这是乾隆皇帝第一次主动向章嘉活佛提出传授藏密的要求，章嘉欣然答允，并举行隆重的灌顶仪式，给乾隆皇帝传授了全部的“胜乐铃五神”灌顶法。之后，“大皇帝又依次听受了‘吉祥轮胜乐深奥二道次教授及分支’等密法，坚持每天上午修证道次，下午修证胜乐二次第。每月初十日举行坛城修供、自入坛场、会供轮、供养等活动。”（11）而且，乾隆皇帝修习藏密的信念十分坚定。“在仔细听受‘瑜伽母生起及圆满、分支’等咒语和听受‘空行修习金刚法指导’时，大皇帝将自己的坐垫收起，跪在地上，顶礼章嘉国师之脚。”（12）九五之尊的皇帝如此尊崇藏密，可谓前所未有，以至“追随大皇帝学习佛法并进行体验的行动，几位年轻皇子，宗室诸王，一些大小臣僚，很多没有供职的汉族豪绅以及皇妃身边的太监等也随之信奉佛教。”（13）从此掀起修习藏密的热潮，使藏密从最初的宫廷豪门贵族的小圈子中真正走向更广阔的内地社会。正如“章嘉国师前一天为很多满族人和汉族人传授皈依法指导和斋戒，然后用两天时间将‘吉祥金刚怖畏十三尊灌顶法’全部传授给众人。”（14）由于章嘉活佛的特殊身份及其在藏密上的卓越成就，他在内地传播藏密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使众多的内地人有机会体验或信奉藏密。“当今的和尚寺院中虽然讲学戒律和经藏，但是对于密宗教诫则一无所知。蒙受章嘉国师之恩，一些和尚法师也得到密乘的无上灌顶和教诫，并进行体验。在和尚寺院中，密乘教法也开始逐渐地传播开来。”（15）可见，藏密已揭开神秘的面纱，开始进入内地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