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观察】穿越黑暗的历史见证人：次仁拉姆——从“朗生”到人民代表

　　编者按：2026年10月26日14时11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次仁拉姆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山南逝世，享年100岁。这位被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誉为“百万翻身农奴的榜样”的老人，一生恰是西藏民主改革最真切的注脚：1926年，她出生在山南隆子县一个领主家的破牛棚里，6岁起就给领主干活；1959年民主改革后翻身解放，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3月，她带领11户“朗生”在乃东县桑嘎村组建西藏第一个全部由昔日农奴组成的“穷棒子互助组”，1962年该组亩产在全村21个组中夺魁；1965年，她作为代表出席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投下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的一票；此后她连续两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获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在她辞世之际，国际上美化旧西藏、歪曲民主改革的言论仍在流传。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究竟是怎样一种制度？西藏民主改革在世界人权史和废奴史上处于什么位置？如何从史料与学理上回应那些“香格里拉”式叙事？ 

　　围绕这些问题，中国西藏网记者专访了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徐百永。徐百永长期从事近现代藏族史、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研究，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藏学》《西藏研究》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省部级项目多项，入选国家民委民族研究优秀中青年专家。 

　　【一问】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如何阻碍社会发展？为什么说民主改革是历史的必然？ 

　　记者：旧西藏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从历史学者的角度看，这一制度是如何阻碍西藏社会发展的？ 

　　徐百永：要理解民主改革为何是历史的必然，首先要看清旧西藏农奴制是一个怎样封闭、停滞的社会系统。它的问题可以从经济、社会、制度三个层面讲透。 

　　第一，经济结构层面——生产资料被极少数人垄断。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构成的“三大领主”只占藏族人口的 5%，却占有当时西藏几乎所有的农田、牧场、山川、河流和森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只能在领主庄园里终身劳作，还要缴纳名目繁多的税费。为缴税和糊口，农奴不得不借贷，而债务又分为新债、子孙债、连保债、集体摊派债等等，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祖祖辈辈欠下、永远还不清的“子孙债”。法国旅行家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在《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中写道：“在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这种世袭债务的本质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人身束缚——父债子偿、世代为奴。 　　

旧西藏地方政府僧俗贵族官员。陈宗烈摄　

　　第二，社会结构层面——身份等级与人身依附。近世西藏延续着中世纪形成的政教合一统治体制，达赖喇嘛既是宗教首领又是世俗统治者，宗教权威与政治权力合为一体，主宰着僧俗民众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萨真面目》中直言：“这个地方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农民是他们的奴隶。”农奴的人身和家庭被牢牢束缚于领主庄园，几乎全部精力和体力都用于无偿劳役。 　　

农奴的晚餐。陈宗烈摄

　　第三，政治法律制度层面——以法律固化等级。为维护封建农奴主的利益，西藏统治阶级制定了以《十三法典》《十六法典》为代表的法律体系，把人划分为三等九级，以法律形式固化社会等级和人的贵贱之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藏学家谭・戈伦夫在《现代西藏的诞生》中指出，尽管人类平等是佛教教义的要素，却未能阻止西藏等级制度的形成。在这一法律体系保障下，官家、寺院和贵族庄园私设监狱、配备刑具，残酷对待农奴和奴隶的暴行比比皆是。 

　　把这一制度放到国际法框架下看，性质更加清楚：《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简称《罗马规约》）第7条将“奴役”列为危害人类罪，界定为“对一人行使附属于所有权的任何或一切权力”；1956年联合国《废止奴隶制、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的制度与习俗补充公约》更把“债务质役”和“农奴制”明确列为“需废止的类似奴隶制的制度与习俗”。旧西藏的“子孙债”正是典型的债务质役，“朗生”则是人身可以被买卖、抵债、赠送的农奴。正如次仁拉姆晚年回忆的那样，朗生在旧西藏被当作“会说话的牲畜”，可以被随意买卖和处置。 

　　这样一种制度严重窒息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使西藏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曾任旧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阿沛・阿旺晋美曾直言：“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得毁灭。”所以，实行民主改革、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务，更是西藏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和广大西藏人民的迫切愿望。1959年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废除了极端腐朽、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完成了西藏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这不是谁的主观选择，而是历史给出的答案。 

　　【二问】结合联合国对“奴役”的界定，西藏民主改革在世界人权史和废奴史上处于什么地位？ 

　　记者：您刚才提到国际法框架。《罗马规约》对危害人类罪特别是“奴役”有明确界定，如何据此理解西藏民主改革在世界人权史和废奴史上的意义？ 

　　徐百永：先把标准讲清楚。《罗马规约》第7条规定，危害人类罪是指“在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中，在明知这一攻击的情况下，作为攻击的一部分而实施”的谋杀、灭绝、奴役、驱逐出境或强行迁移人口、酷刑等行为；“奴役”则是指“对一人行使附属于所有权的任何或一切权力”，其犯罪要件进一步说明，这包括“买卖、出租或互易这些人，或以类似方式剥夺其自由”。对照旧西藏：农奴制是制度化的、覆盖占人口绝大多数农奴和奴隶的、长期持续的奴役；农奴可以被买卖、出租、抵债，人身完全依附于领主，还被法律固化在三等九级中的“下等”，从制度根源上确立了人与人之间的极端不平等。它完全符合国际法上“奴役”和“类似奴隶制的制度与习俗”的特征。 　

旧西藏拉萨的乞丐群。陈宗烈摄

　　再看世界废奴史的时间坐标。近代以后，随着新思想和启蒙运动的出现，法国、英国、俄国、美国等陆续废除了奴隶制和农奴制——法国1848年彻底废除奴隶制，英国1833年通过废奴法案，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美国以1865年宪法修正案终结奴隶制。到20世纪中叶，“废除奴役制度”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基本共识。而西藏当时仍保留着延续数百年的农奴制，与人类文明进程严重脱节。 

　　西藏的情况还有一层特殊性：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签订、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坚持“慎重稳进”方针和极为宽容的政策，耐心等待上层统治集团自我改革，但人民群众已经日益觉醒。1956年7月25日，拉萨林周65位农民呈递一封按有65个手印的联名信，信中说：“我们都是种地的农民，比任何人都更焦急地盼望实行改革。”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上层反动分子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全面武装叛乱，中央政府果断决定实行民主改革：在80万人口的农业区发动群众实行“三反双减”，在28万人口的牧业区实行“三反两利”，在寺庙实行“三反三算”，在城镇实行“四反双减”。广大翻身农奴高兴地说：“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穷人身上；现在，贵族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 　

民主改革中分到自己土地的桑登。蓝志贵摄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对此有过凝练的评价：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和奴隶站起来，这不仅是中国人权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篇章，而且在国际禁奴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次仁拉姆的经历就是这句话最生动的注脚——她从前是被领主随意处置的朗生，民主改革后全家分到了房子、土地和绵羊；1960年入党，1961年带领11户朗生组成“穷棒子互助组”，组员们把主动上交的公粮称作“感恩粮”；1962年互助组亩产在全村夺魁，1963年10月她到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1965年，她作为代表在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投下自己的一票，后来连续两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担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77年，在海拔3700米的山沟里，她还带领结巴公社群众取得了全公社平均亩产935斤粮食的好成绩。中国共产党给冰雪高原带来了春天，带来了温暖，世界屋脊上好像跨越了许多世纪，真正是从悲惨地狱到了幸福乐园。从“被买卖”到“投选票”，从文盲农奴到人民代表——西藏民主改革以和平改革方式彻底改变了数百万人的命运，在世界废奴史上写下了独特而重要的一页。 　

扬眉吐气，翻身农奴焚烧剥削契约。陈宗烈1959年摄

　　【三问】如何回应“美化旧西藏”“歪曲民主改革” 的言论？ 

　　记者：当前国际上仍有言论把旧西藏描绘成“香格里拉”“世外桃源”，对十四世达赖喇嘛也多有赞誉。从史料和学理看，这些言论忽略了哪些基本事实？应当如何回应？ 

　　徐百永：这些言论的迷惑性，恰恰在于它回避了最基本的史实——旧西藏是一个等级森严、人身依附的农奴制社会，而不是田园牧歌。 

　　第一，“香格里拉”是一个被建构的神话。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奥维尔・谢尔在《虚拟的西藏——从喜马拉雅到好莱坞寻觅香格里拉》中指出，“世外桃源”并不真实存在，而是西方误解、想象或神话建构的产物。这类叙事突出自然景观和宗教文化，却刻意回避旧西藏的社会等级、土地制度、劳动关系和普通群众的生活状况。追溯其源，西方殖民势力曾通过将西藏文明和文化要素“去中国化”“入印度化”，刻意强化西藏与印度的历史联系、弱化其与中国的关系，以塑造符合自身利益的西藏形象。神话虽不等同于谎言，却能承载特定的希望与恐惧，并通过长期传播持续影响人们对西藏的认知。 

　　第二，要看清十四世达赖喇嘛话语的实质。他是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这一末代统治权力的代表。1959年，达赖喇嘛为维护这一政教体制和统治权力，踏上了背叛祖国、背叛西藏人民的政治流亡道路。此后近半个世纪，他把“人权”“自由”“民主”“和平”“正义”“宽容”这些动听的话语时时挂在口头，却从未用这些话语衡量和评价过他曾统治过的旧西藏——原因很简单：任何令现代世人鄙夷、厌恶和谴责的中世纪农奴制社会场景，都不符合西方人自己的人权理念。如果承认旧西藏的黑暗和残酷，他失去的统治权力和社会地位就不可能再成为“悲情”诉说的资本。 

　　第三，也是最有力的回应，是让见证者自己说话。次仁拉姆始终主张“进行新旧西藏的对比”。2009年“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设立时，时年83岁高龄的她说：“把每年的3月28日作为翻身农奴的纪念日，进行新旧西藏的对比，对于新一代是很好的教育。”她晚年反复叮嘱后辈“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她的女儿德吉梅朵说，母亲给儿孙讲得最多的，是过去那些苦难黑暗的日子，父辈留给后代最大的财富不是物质，而是那股“精气神”。次仁拉姆用自己的一生回答了“百万农奴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废除了奴役他们的制度，给了他们尊严、土地和选票。任何看到旧西藏黑暗面的世人，都会对今天西藏的人权状况及其实现程度做出客观的评价。 　

西藏第一个由翻身农奴组织起来的农业生产互助组——乃东县结巴乡朗生互助组全体成员，左一为次仁拉姆。陈宗烈1963年摄

　　【结语】

　　从出生在领主家破牛棚的朗生，到胸前挂满勋章的人民代表，次仁拉姆的百年人生，是旧西藏农奴制被废除、西藏人民获得解放的百年缩影。徐百永对记者说：评价一段历史，不能靠想象和神话，要看制度本身和人的命运。旧西藏的农奴制度，是国际法意义上应予禁止的奴役；而西藏民主改革以和平方式完成了这一废除，让百万农奴站起来，在世界废奴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次仁拉姆的经历，提醒我们把这笔历史遗产讲清楚、传下去——这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也是对历史最好的交代。（中国西藏网   记者/噶哇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