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改革奠定了西藏发展进步的制度基础和政治保障

三审：同意转载

民主改革奠定了西藏发展进步的制度基础和政治保障

朱 晓 明

摘要 本文通过回顾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进程，重点阐述“十七条协议”的方向和策略；从“六年不改”到“边平边改”，粉碎了十四世达赖集团“永远不改”的图谋；成立自治区，着眼人民群众，团结上层，实现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等问题。提出在新时代仍然要不断深化对西藏民主改革历史作用和时代价值的认识，始终保卫民主改革的胜利果实，继承和弘扬红色文化传统，续写西藏发展进步的新篇章。

关键词：西藏；民主改革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也是西藏平叛改革六十周年。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也成为了“70”后。1976年秋，我和老伴（北大中文系的同班同学）一起，响应祖国的号召，自愿报名进藏工作。我们走出大学校门，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就迈到了西藏。我们那一批进藏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两千多名大中专毕业生，最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西藏。从此，与西藏结下了不解之缘。西藏，凝聚了我们太多的青春记忆和艰苦而又美好的时光。

我在西藏工作时宣传过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作为区党委派出的工作人员列席过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期间，筹备过第三、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藏学研究中心工作期间，参与了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民族宗教方面的调研，并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2014年年底，中央统战部又派我带队去西藏，为筹备第六次西藏会进行综合调研。

我们经历了西藏从结束“文革”到改革开放的转变；经历了开放后面临达赖集团渗透破坏直至策划骚乱闹事的严重局面；经历了平息骚乱，实现从被动应急到主动治理的转变；经历了从加快发展走向跨越式发展、科学发展，从持续稳定走向长治久安的进程。可以说是经历了西藏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也成长于西藏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我第一次进入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进入党政机关，遇到的的许多汉族、藏族老领导、老同事，以及后来在藏学研究中心遇到的许多老专家、老学者，都是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的参与者、奉献者、见证者，是经受过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特殊年代考验成长起来的。那个年代，各民族干部亲密无间，我们的汗淌在一起，命搭在一起，确实是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前辈的言传身教和自己在实践中的体会，不断深化着我们对西藏民主改革历史作用和时代价值的认识。

这里，谈几点体会：

1、“十七条协议”在方向上是要改革，在方法步骤上是要争取上层同意，减少社会震荡。“十七条协议”主张的不是“一国两制”。“一国两制”也不适用于当代西藏。“十七条协议”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人民解放军进藏，实现祖国大陆的完全统一。但是，对于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协议”也有明确的规定，在方向上是要改革，在方法步骤上要争取上层同意，减少社会震荡。从来没有说过不改，因此根本谈不上“一国两制”。

为什么在西藏不能实行“一国两制”？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在港澳实行“一国两制”，首先恢复行使主权，有利于实现祖国统一，有利于保持港澳的长期繁荣稳定。西藏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旧西藏是一个落后、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这个制度不仅严重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限制了广大农奴和奴隶的人身自由。因此是必须改革的，但是考虑到西藏的实际情况，“十七条协议”规定，“对于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③]这里规定的是对于西藏的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中央不加强迫”，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改革要采取与上层“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这样的规定，既有利于完成进军西藏的首要任务，又明确了日后西藏政治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保持了战略上的主动。

2、从“六年不改”到“边平边改”，奠定了西藏发展进步的制度基础。五十年代初期，中央认为实行民主改革是西藏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西藏这一特殊地区，还需要根据上层人士的觉悟程度和人民的觉醒程度来确定改革的日程表。对西藏的改革问题，中央十分慎重和关心，发现急躁冒进苗头立刻纠正，提出了西藏六年内不实行民主改革的方针。[④]周恩来总理在印度三次与达赖喇嘛谈话，明确表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年—1962年），西藏不谈改革。但是那些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下的“三大领主”则提出“我们不是六年不改，而是永远不改”，企图永远保持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他们认为，为此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武装叛乱，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西藏的民主改革无论多么和平，都不可能不触及封建农奴制度。这是问题的关键。

十四世达赖的思想变化。有人问：和平解放以后，达赖发电报拥护“十七条协议”，与班禅联袂赴京出席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时，又向毛主席献金法轮，又给毛主席写赞美诗。为什么后来又发动叛乱，达赖思想变化的过程是怎么回事？达赖生于1935年7月6日，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尚不满十六岁。处于中央尽力争取和分裂势力包围的动摇时期。达赖思想的变化，一是从北京回去的路上，途经康区，受到反对改革的领主、头人的影响。二是达赖的立场转折发生在1956年底。当时，达赖应印度邀请参加释迦牟尼涅磐二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受到国际反华势力和分裂分子的包围和影响，达赖的立场发生了很大的动摇。1961年1月，毛主席在同班禅的谈话中说：“达赖要叛乱的阴谋，从1955年由北京回去后就开始了。1957年初他从印度回来，到1958年布置了两年。”[⑤]三是第二届全国人大要召开，上层反动势力怕达赖再去北京，受中央影响，因此千方百计要把达赖弄出去。十四世达赖的思想变化过程，清晰地反映出西藏上层统治集团误以为共产党会像历代中央王朝一样，只要他们表面上表示服从中央，就会让他们始终保留对西藏地方的治权，当他们意识到社会变革迟早将会到来时，不但没有“自动进行改革”，也没有采取“协商的办法”去改革，而是撕毁协议，铤而走险，制造谣言，发动叛乱。

当时，毛主席正在湖北武昌，西藏叛乱发生后，他每天都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在3月12日至15日，连续三次发电报向中央提出他的看法，对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在政治上、军事上所采取的措施作了具体指示，指出“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这种‘被迫’是很好的）早日解决的可能”。[⑥]

3月17日晚，十四世达赖同一些叛乱头目一起逃离拉萨，流亡国外，走上了分裂祖国的道路。早在1958年7月14日，中央复电西藏工委《关于西藏可能发生叛乱问题的报告》就指出：“中央的方针是力求和平改革，但是，如果反动分子一定要武装叛乱，中央就一定坚决实行武装平息叛乱，同时根据藏族劳动人民的志愿，积极帮助他们进行解放自己的斗争。”[⑦]由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武装叛乱，“六年不改”的方针，改为“边平边改”。3月20日，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奉命平叛。在爱国僧俗民众的积极协助下，仅用两天时间，就平息了拉萨的叛乱。此后，平叛迅速推进，在广大藏族群众的支援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彻底平息了叛乱。

3月28日，国务院命令，解散支持和参加叛乱的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并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实行民主改革。以国务院3.28令的公布为标志，带有政权性质的自治区筹委会取代了政教合一的原西藏地方政府，成为西藏新政权取代旧政权的“分水岭”。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区人大通过决议，把这一天作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对内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对外澄清是非，揭露十四世达赖集团的政治本质。

3、成立西藏自治区，建立百万翻身农奴当家做主的人民政权。在平息叛乱的同时，在西藏进行了一场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的民主改革运动。民主改革胜利的主要标志是：摧毁了“政教合一”制度，实现了政教分离；废除了生产资料的封建领主所有制，确立了农牧民个体所有制；废除了对三大领主的人身依附，使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解放，获得人身自由。世代为奴的农奴和奴隶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欢呼“三大领主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

1959年4月20日，国务院撤销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1961年7月9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结束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的决定。至此，西藏地方结束了两种不同性质政权并存的局面，为西藏自治区的建立准备了政权组织基础。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开幕，西藏自治区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历代中央王朝有着本质不同。历代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通常采取和对内地汉族地区不同的治理方式，通过联合、笼络当地少数民族上层，实现对广大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统治。如秦汉的“属邦属国”、唐朝的“羁縻府州”、元明清的“土司制”等。其历史功绩是维护了国家的统一、领土完整，其历史局限性是只着眼于笼络上层，并没有真正关心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疾苦。中国共产党则从根本上着眼于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同时团结上层，从而实现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历史上中央政权在西藏实行的统治和管理体制，是封建国家内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的自治，而不是人民的自治。[⑧]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建立在经过社会改革推翻了封建农奴制度的基础之上的，是依照法律实施的，是人民自治、依法自治。

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行，从制度上保障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政策在西藏的实现，为西藏在国家的特殊支持和资助下，根据本地区特点实现与全国共同发展进步提供了制度保证。

4、始终保卫民主改革的胜利果实，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保障。民主改革至今已经六十年了，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民主改革的任务，已经是“过去完成时”了。但是，民主改革取得的胜利果实和民主改革确立的基本原则，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保卫民主改革的胜利成果，坚持民主改革的基本原则，仍然是“现在进行时”，是西藏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和须臾不可偏离的政治保障。

民主改革六十年，西藏实现了“两大跨越”。第一个跨越，是社会制度的跨越。西藏经过民主改革，从封建农奴制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第二个跨越，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跨越。经过改革开放，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从贫穷落后向富裕幸福的跨越。

但是，西藏改革开放的进程并不平静。在西藏这样一个面临西方敌对势力支持达赖集团进行渗透破坏活动的地区，西藏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贯穿着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反对分裂的斗争。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发生过“两个波折”，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四起严重骚乱，其根本原因是达赖集团和境外敌对势力，在苏东剧变的背景下，企图把祸水引向中国。当时我正在西藏工作，按照规定也配发了一把自卫手枪，执笔携枪，参与了平息骚乱的舆论斗争。第二次是2008年发生的“3·14事件”，根本原因仍然是达赖集团在西方敌对势力支持下的渗透和破坏，在中国崛起的标志性事件——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的背景下，企图制造事端，干扰奥运，牵制中国的发展。

对“两个矛盾”认识的深化。面对新的问题，中央做出新的理论概括。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思想理论上的亮点是提出了西藏存在两个矛盾——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以及各族人民同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特殊矛盾。

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这个基础上认识进一步深化。现阶段这两个矛盾总体没有改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处理好这两个矛盾，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影响是不同的。西藏经济总量不大，不可能要求西藏在经济发展上对全局做出超出其能力的贡献。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特殊重要性主要体现为西藏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对国家统一和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这就反映了思想认识的深化。因此，西藏工作的着眼点着力点，就应当放到维护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上来，核心是做好反分裂工作、维护国家安全，不断排除特殊矛盾带来的干扰，为解决西藏以致全国共同的主要矛盾创造良好的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

5、继承和弘扬民主改革的红色文化传统，续写西藏发展进步的新篇章。在意识形态领域，政教合一统治下的旧西藏，三大领主在控制农奴和奴隶身体，敲诈他们劳动成果的同时，也钳制着他们的精神，用掌握他们来生好坏的赏罚大权来恐吓信仰宗教的群众。精神文化领域始终是西藏反分裂斗争的重要领域。西藏自治区党委敏锐地指出“与达赖斗争的主战场在精神领域，要从文化上、意识形态上加大与达赖集团的斗争，重视各民族的文化联系，增强西藏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认同感”。[⑨]西藏作为“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必须科学地继承传统民族文化、发展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坚持“破与立”相结合，一手破除封建残余思想、粉碎敌对势力的干扰和渗透，一手抓弘扬主旋律、巩固主流舆论阵地，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其中一个重要的资源，就是承载革命传统的红色文化资源，包括弘扬十八军“老西藏精神”，纪念民主改革和各个时期涌现的英雄模范人物，通过新旧社会对比增强“四个自信”“五个认同”等等。这是一个生动展现党的“初心”“使命”，与西藏革命和进步历程息息相关，有地域特色、时代特色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文化宝库。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思想问题仅仅在思想领域是不能得到彻底解决的。思想教育还必须与西藏发生的历史性进步和变化相联系，才能更有说服力。

从历史纵向看，与上世纪50年代初相比，西藏已经迈出了前进的历史脚步。一是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改变了清末以来直至民国，中央政府在西藏没有驻军的历史；二是废除了印度承袭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西藏的不平等条约，撤除了印度驻藏兵营和设施；三是实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建立了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四是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城乡面貌和人民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青藏铁路为代表的一批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与喜马拉雅山地区相邻的国家和地区相比，近代以来，西藏发展的起点比他们低，但是西藏发展的速度和前景，是他们难以企及的。

从现实的横向看，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以来的发展进步，把一个古老、封闭、保守的中世纪社会拉进了21世纪的现代社会。西藏民主改革六十年最根本的发展进步是人的发展进步。过去，农奴和奴隶见了贵族和官员，连头都不敢抬，眼睛也不敢平视，倒退着、吐着舌头，口中嗫嚅、卑下地不断说着“拉索、拉索”（是的、是的）。现在，西藏人民真正翻身当家作主，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西藏人民的创造才能和积极性全面迸发，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西藏的民主改革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回顾西藏从和平解放到改革开放的历史伟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一贯的大力帮助和支持下，西藏走出了一条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改革、团结稳定、发展繁荣的新路，谱写了带有酥油糌粑味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红色经典，成为中华民族求解放、谋幸福的新的“炎黄春秋”中极富特色，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成功范例和辉煌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党史国史“这门功课不仅必须修，而且必须修好”。[⑩]做好新时代的西藏工作，也需要加强对党的西藏工作史的学习，深刻认识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认清历史趋势，以史为鉴、知古鉴今，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

       （作者是中国无神论学会荣誉理事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备注：本文是作者2019年8月13日在《炎黄春秋》杂志社举办的“纪念西藏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6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全文发表于《科学与无神论》杂志，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