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毛尔盖·桑木旦——传统藏学与现代藏学相结合的先驱

　　藏传佛教历史上有一些高僧大德，他们既心怀佛念，天天修行，同时苦读佛书破万卷，心怀天下大事，用一支简单的竹笔，伏案下笔、奋笔疾书，为我们今天留下了许多令人爱不释手的藏族历史文化古籍。仅就我平时放在书架上供翻阅的藏文古籍而言，就有《汉藏史记》《青史》《黑白花十万龙经》《安多政教史》《白史》《红史》《新红史》《娘氏家族史·灵犀宝眷》《萨迦世系史》《松赞干布遗训》《四部医典》《韦协》《噶伦传》《木里王统记》《西藏王臣记》《西藏王统记》《土观宗教源流记》《贤者喜宴》等等。我常常自寻乐趣，情不自禁地追寻这些权威作者的学术足迹，心中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但不得不承认，以上高僧大德的研究成果虽然可以车载斗量，奠定了传统藏学的坚实基础，但他们毕竟是作为政教合一统治下的佛教信仰者，研究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弘扬佛法，在佛教思想的绝对权威指导下，他们的研究很难离开佛教神学思想而纯粹关注世俗生活，甚至不少著作基本上用藏传佛教史代替了藏族文明史。例如过去争论比较多的藏族族源讨论中，一个多源正确结论在传统藏学著作中变成了单一的南方佛教圣地来源说。而且往往其中难免充满神话的迷雾，牵强附会之说也屡有所见。 

　　这当然是当时没有现代科学理论基础，无法从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现代科学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地实证研究的必然结果。这也是在以佛教为核心思想或最高权威的客观社会环境下学术研究的普遍规律。但其中有一部藏学界众所皆知的著作另当别论，这就是更敦群培的《白史》，他的这部著作开篇就从藏族的自称“博”bod与本土宗教信仰“苯”bon的关系来考证藏族为什么自称“博（bod）”说起，直奔主题，而不像传统藏学著作中开篇对佛和各种神的祈祷和歌颂开始。与此相反，更敦群培的研究运用了许多现代科学实证和考辩以及比较的研究方法。因此藏学界公认为他是把传统藏学与现代藏学相结合的藏族学者第一人。 

　　我今天追忆的毛尔盖·桑木旦就是一个类似于更敦群培一样的大师。对他而言，挖掘传统文化宝库的精髓，从中汲取优秀的传统文化营养轻车熟路。据我的学生曹英杰论述，“大师的学术研究中，我们依然窥见在传统民族的文化根基上辅佐现代学术研究的发展，在他的史学研究著作中，历史已不仅是记录佛教的盛衰和帝王将相、高僧大德的兴佛业绩史，而是对不同时期的民族发展历程进行的总结和思考，其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已经成为与传统藏族史学最根本的区别。如《藏族史·齐乐明镜》一书中，先生首先从结构上摈弃了以往史书中必讲佛教史的传统，直接阐述藏族发展的历史。在具体论述中，传统史书中极为常见的神学思想依然不见。从中可以看出其鲜明的学术观点，还原藏族历史和藏族文化的本来面目。”这一段论述中我们无疑得到一个结论，毛尔盖·桑木旦由于本身勤奋好学，乐于博览群书，加上自学成才，能够自觉地掌握和运用现代藏学的一些研究方法，使他变成像我的古藏文老师东嘎·洛桑赤列一样的藏学大师，即把传统藏学与现代藏学相结合的先驱。 

图为毛尔盖·桑木旦（图片由作者提供）

　　重视藏语教育和研究 

　　记得1985年夏季，我在松潘文化馆朋友的带领下来到一个带院子的简陋平房，在这里见到了毛尔盖·桑木旦。他盘腿端坐在一个藏式床上，正阅读藏文《红史》《青史》《萨迦格言》等著作。每本书里重点部分或他需要的地方，不是夹纸条就是用红笔勾勒作为记号，可见其学习和研究态度不但特别认真，而且格外仔细。我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甚至影响了后来的学习和研读习惯——我也习惯阅读书籍时夹纸条，重要的地方用红笔打钩，以便提醒和记忆。我应该说从中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1985年，毛尔盖·桑木旦在松潘时我去拜访过两次。记得他的房间里除了床边的一个四层书架外基本没有什么家具。这使我想起曾经与更敦群培经常见面的西藏贵族强俄巴·多吉欧珠，他提到更敦群培的家里除了茶壶和碗就是满地的书。这两位学者共同的特点就是生活简朴，书本和学问富有。他告诉我他在松潘正为一个藏语培训班讲课，据奔嘉发给我的毛尔盖·桑木旦简历介绍：毛尔盖·桑木旦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人。早年在家乡的毛尔盖寺出家为僧，20岁时到拉卜楞寺求学，经过十多年的刻苦攻读，于1947年考取该寺多然巴格西学位。改革开放后，在积极著述的同时，不辞辛劳奔赴各大院校和寺院进行讲学活动，培养了一大批藏学人才。1985年8月12日开始，为“阿坝州第五期藏文培训班”授课，主讲《萨迦格言》《藏文文法概论》等课程。我估计这正好是我第一次见桑木旦先生的时间。 

图为阿坝州第三期藏文短训班时阿坝组与毛尔盖·桑木旦合影（图片由作者提供）

　　回顾毛尔盖·桑木旦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我们不难看出他非常重视藏文教育和藏语的研究。1955年他42岁时就担任阿坝州教育处副处长，兼任《岷江报》藏文版编辑。1956年夏赴成都，积极参与编辑藏文课本的工作。1957年秋，去康玛尔寺静修一段时间，也没有忘记休息之余为几位弟子讲授文法等文化课程。1959年5月，为了更好地普及藏文，他再次赴北京参加《汉藏对照词汇》审校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闻名国内外藏学界的中国藏学巨著《藏汉大辞典》是我们研究藏学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参与编纂这部巨著工作的人无疑都是藏学界的名家。改革开放后，毛尔盖·桑木旦身兼多职，工作格外繁忙，但他深知《藏汉大辞典》编纂工作对藏语文教育和研究的重要性。因此从1975年开始，他多次在百忙中抽空赴成都参加《藏汉大辞典》编纂工作。我们常说一个学者名垂青史，而毛尔盖·桑木旦却没有在《藏汉大辞典》编辑者中留名。这是什么样的品德？这是什么样的学风？对比当前少数追名逐利的学者，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作为一个智慧过人的学者，1986年9月，为了藏语文教育的进一步普及，毛尔盖·桑木旦不仅为扫盲四处奔跑，讲授藏语文基础课，而且主编了《藏文扫盲课本》，此书由国家教委推荐参加了亚太地区扫盲教材比赛，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奖励。为此阿坝州人民政府颁发证书，祝贺桑木旦同志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奖励。我相信中国藏学界获得此奖者，毛尔盖·桑木旦先生为第一人。 

图为阿坝州人民政府颁发给毛尔盖·桑木旦的证书（图片由作者提供）

　　毛尔盖·桑木旦不仅特别重视藏语文教育工作，还非常重视藏语文的研究，曾编写过《藏文语法评论》，很早之前我便早已耳闻其名著《藏文文法概论》。在我周围学习藏文或研究藏文的国内外学者朋友都通过阅读《藏文文法概论》学习藏文，收获丰硕。今天四川、甘肃、青海等地方经毛尔盖·桑木旦的藏语文教学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中不少昔日的学生，今日已成为专家学者和教授。这就是毛尔盖·桑木旦先生昔日重视教育的辛勤劳动，如今开花结果了。 

　　爱国爱教的藏研人 

　　毛尔盖·桑木旦的藏学研究成果不用我多说，仅仅奔嘉教授送给我的三大本著作即《藏族史·齐乐明镜》《毛尔盖·桑木旦——自传·身世明镜》《藏族文化发展史》加起来就有长达541页。再加上《藏文文法概论》《藏文语法评论》《因明学入门》《俱舍论注译》《藏族文化史》《格萨尔其人》《诗学明析》《妙音声明学注解》《梵藏对照词典》《梵文书写及注释本赞语》《关于书信的十个问题》《儿童字典》《隐语、谜语辨析》等近20部专著和数十篇论文，可谓著作等身的大家。对此歌功颂扬者比比皆是，我们无需更多赘述。他为挖掘和传承藏族历史文化遗产作出了突出贡献，我们无数后辈们从中获益匪浅。 

图为作者格勒（右）在松潘县第二届毛尔盖·桑木旦学术研讨会现场（图片由作者提供）

　　我第二次与毛尔盖·桑木旦见面是在成都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话不多，只是谈了他正写的长篇藏族史的情况。而我更多注意到他白发苍苍，身上穿着非常朴素的红色袈裟，他说之所以单独一个饭桌是因为吃素，平时只要有空同样念经祈祷。毛尔盖·桑木旦是一个受戒、守戒的虔诚佛教徒，同时又是一个爱国喇嘛和学者。这一点从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作为中一清二楚。1950年后，他首先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民族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参加过多种中央重要政策文件、毛泽东著作以及《藏汉大辞典》的译审工作。后来又担任阿坝州政协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常委、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理事等职位。1951年38岁时，参与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等重要民族文件藏文版的校审工作。1956年，毛尔盖·桑木旦在毛尔盖地区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积极参政议政，发表了《国政七宝》一文。 

　　毛尔盖·桑木旦为党和国家服务，为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事业殚精竭虑，奉献一生。他既是一个受戒、守戒的虔诚佛教徒，又是一个很适应社会主义制度并爱国爱教的藏学研究者。（中国西藏网 文/格勒 懿熙卓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