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骑马办案到“云端”取证

　　6月的拉萨，阳光澄澈，天空湛蓝如洗。

　　走进64岁的老检察官索朗战堆家，一排书柜整齐排列，法律典籍陈列其间。其中的一个格子尤为特别，里面珍藏着荣誉证书、聘书、老照片和一枚凝聚着岁月光辉的检徽。他从书柜里取出一个文件袋，轻轻拂去浮尘。袋里静静躺着十几本泛黄卷边的笔记本，纸张已经被岁月侵蚀变得酥脆。他屏息凝神，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密密麻麻的字迹跃然眼前——这是西藏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初期最鲜活的工作印记，也是他职业生涯最珍贵的起点。

　　“字迹都花了，可那段日子，却像昨天一样清晰。它们是我的宝贝。”索朗战堆轻抚纸页，目光仿佛穿透时光，回到了过去的那个年代。

　　法治曙光照亮雪域高原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神州，法治的曙光也照亮了雪域高原。西藏各级检察机关自此踏上了恢复重建的征程。

　　1979年7月，18岁的索朗战堆从西藏民族学院语文系藏汉编译专业毕业。8月4日，他怀揣着组织的嘱托，与另一名同学一起走进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日喀则分院的大门，成为一名检察“新兵”。

　　“欢迎你们的加入，现在我们分院变成14个人啦！”时任分院办公室副主任蔡郎措热情相迎。当时分院仅设4个科室，索朗战堆被分配到刑事检察科，担任书记员兼翻译。

　　“两个科室挤在一起办公，4个木柜子就是全部家当：文件柜、案卷材料柜、枪弹柜、办公用品柜。”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索朗战堆记忆犹新。

　　那时，办公场所窄小简陋，几人共用破旧摇晃的木桌椅办公；制作法律文书，需先手写，再用蜡纸刻字油印，完成后常常满身油墨；最稀缺的是法律知识——书籍匮乏，经验几近空白；农牧民群众法治意识淡薄……

　　“‘79刑法’和‘79刑诉法’颁布后，全区学习新法，可我们连书都买不到。领导从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领回两本，成了我们的‘法宝’。”索朗战堆回忆，当时日喀则地区政法系统组织两名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员，对他们进行了约10天的培训，“这才第一次真正弄明白什么是证据、证据的属性、该如何讯（询）问……”

　　“那时办案人员极少，工作量很大。我所在的科室办理的是刑事案件。各县一旦受理刑事案件，都会携卷到分院请示汇报。我跟科长也时常跑各县指导办案或帮助各县办案，起草起诉书、公诉词（公诉意见书）文书、答辩提纲，直至出席法庭支持公诉。”索朗战堆说，“条件确实苦，但凭着对检察事业的一腔热爱，从未觉得苦和累。”（下转02版）上接01版

　　1983年“严打”，索朗战堆和其他干警冲锋在前，提前介入并办理各类刑事案件。1983年寒冬，他和同事赴吉隆办理一起走私案，返程时车辆深陷冰窟。从清晨8点到晚上9点，他们在风雪交加中奋力推车，手脚冻得几乎失去知觉，饿了只能向牧民换些糌粑和清茶充饥。

　　当时，普通话尚未普及，所有案卷材料必须汉藏双语并行。工作方式落后，效率低下。“有时遇到偏远地区的案件，取证动辄需要15到20天。交通不便，常需骑马外出，没马就靠双脚走，只能雇毛驴驮一些糌粑和砖茶等路上需要用到的物品。前往案发地核实取证、固定证据，回来后反复核对笔录，生怕出错。”索朗战堆讲起一次啼笑皆非的翻译失误，“被害人欲跳河自尽，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说‘你爱跳水就跳水’，由于负责做笔录的同志藏文水平低，在译汉文时竟被译成了‘水里面马在跳’。”

　　尽管步履维艰，重建之路却无比坚定。全区检察干警人数从1978年的5人发展到1986年的800余人；县级人民检察院从无到有，目前已达到了74个，雪域高原的法律监督体系更加完备。

　　西藏检察机关的恢复重建，是西藏法治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那曲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唐凯指出，此举彻底终结了西藏多年的法治空白，重塑了社会主义法治根基，重启了法律监督职能，为刑事司法公正、人权保障及边疆稳固筑起了坚实屏障。

　　理念嬗变与职能拓展

　　岁月流转，索朗战堆也在工作中得到淬炼成长，亲历了西藏法治建设一个又一个关键节点。他曾在萨迦县人民检察院任检察长，后又担任日喀则分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

　　2002年12月，索朗战堆调任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处长。进入新世纪，法治进程加速，办案理念发生深刻转变——从侧重打击犯罪转向强调人权保障，这让他感触颇深。

　　与过去相比，索朗战堆对比道，“现在则更加强调人权保护，确立和坚持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坚持诉讼当事人地位平等。办案理念转变了：不能先入为主地视犯罪嫌疑人为有罪之人，必须严格遵循证据裁判原则，在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才能依法起诉。以前，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常被忽视，现在会详尽告知其权利，是否符合起诉条件，提出量刑建议在综合考虑主客观和法定、酌定等量刑核心要素外还会考虑社会关系修复效果、公共利益影响以及是否存在家庭困境等因素。”

　　2008年，索朗战堆转任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三处处长，肩负死刑二审案件审查与复核重任。

　　“保障人权，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理念，在索朗战堆审查案件、出席二审法庭时得到更深的贯彻。“原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基本上很少告知权利，现在告知权利是诉讼程序中必经的环节。”索朗战堆特别提及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收回死刑复核权的重大变革，认为这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精神的生动体现，彰显了现代司法的文明与进步，能够有效减少和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2017年，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制度全面推开，西藏成效显著。阿里检察机关办理的督促保护石刻岩画行政公益诉讼案，获评最高检石窟寺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2024年，全区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1851件，提出检察建议714件。公益诉讼检察与刑事、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并行，形成了“四大检察”新格局。

　　如今，智慧检务在高原扎根生长：远程提讯系统让检察官无需翻山越岭即可“面对面”讯问嫌疑人；无人机航拍、大数据分析已成为取证常态；西藏检察机关12309民族团结进步“央宗热线”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获得全方位、立体式检察服务……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2019年1月，索朗战堆正式从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二级高级检察官的岗位上光荣退休，但他的检察故事仍在延续。如今，他担任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拉萨退休支部书记，他的儿子也在西藏检察系统工作。“我经常跟他说，检察官的职责，就是让每一名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老人话语中满是殷切期望。

　　退休后的索朗战堆，依旧心系检察事业：积极建言献策，自学新修订的法律法规，参与力所能及的项目，为年轻干警讲党课并传授办案经验。

　　2024年4月29日，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组织的“银青共学强党性、赓续传承铸检魂”联学共建主题活动上，索朗战堆受邀发言。他寄语全体检察干警传承薪火、勇立潮头、接续奋斗，奋力谱写西藏检察工作现代化新篇章。

　　索朗战堆为年轻干警传授办案经验时说：“工具在变，方式在更新，但咱们胸前的检徽，守护公平正义的初心，从未改变，也永不会变！”

　　“从骑马办案到智慧检务，从几间陋室到现代化办公楼，变化天翻地覆。”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政治部次仁扎西感慨道，“索朗战堆老检察官那一代人，用青春和热血奠定了西藏检察的根基，我们必须接好这沉甸甸的接力棒。”

　　采访结束，索朗战堆告诉记者，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曾有机会调离检察系统到别处任职，都被他婉言谢绝。“我对检察事业爱得深沉，只愿在此奉献终生。”

　　一组变化见证历史跨越：检察队伍从恢复重建初期人员短缺，发展成为如今一支专业化、规模化队伍；1978年全区检察机关办理案件数量屈指可数，到2024年全年办理各类案件13788件，检察监督的触角延伸至社会治理的末梢神经；办公场所实现现代化，信息化应用实现基层全覆盖；“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开展，“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成为新时代检察官的价值追求。

　　从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到2025年的甲子轮回，索朗战堆的故事，正是西藏检察事业发展的生动缩影。一代又一代西藏检察人，以忠诚为笔，以担当为墨，在法治中国的壮丽画卷上，奋力书写着雪域高原长治久安与繁荣发展的司法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