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文脉续华章 考古实证铸同心——西藏自治区文物考古事业60年辉煌成就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六十载砥砺奋进，一甲子春华秋实。西藏的文物考古事业伴随西藏自治区的成长，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跨越式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与系统性文物保护工作，清晰揭示了西藏悠久灿烂的人类文明史，生动展现了西藏与祖国内地及周边地区源远流长、密切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实证依据与学术支撑。 

　　体系构建：筑牢文物考古发展根基 

　　60年来，西藏逐步搭建起覆盖全区、权责明晰、运转高效的文物考古管理与保护体系，为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后，《关于加强文物档案工作的决定》的出台与相关管理机构的成立，开启了西藏现代文物保护管理的序幕。1965年自治区成立前夕，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组建，1996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局正式成立，标志着西藏文物考古事业迈入规范化发展新阶段。如今，从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到各地市文化和旅游局的文物管理科室，已形成覆盖全区的文物管理网络，实现了文物保护管理的全域覆盖。 

　　专业保护与研究机构的不断完善，为文物考古工作提供了核心力量。布达拉宫管理处、罗布林卡管理处等机构持续发展，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西藏博物馆、西藏牦牛博物馆等博物馆、陈列馆、纪念馆构成了特色鲜明的展览体系，其中西藏博物馆获评“国家一级博物馆”，成为展示西藏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2005年成立的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作为西藏文物系统唯一的保护研究机构，具备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其组建的西藏高原女子考古队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2001年成立的西藏文物鉴定中心，彻底改变了西藏文物鉴定依赖外部力量的局面。 

　　法规体系的逐步健全与人才队伍的持续培育，为事业发展注入了长久动力。西藏依据国家文物保护法，结合本地实际，先后颁布《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等一系列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文件，构建起多层次、全方位的文物保护法律保障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政策迈向高质量发展，央地协同持续深化，为文物事业注入新动能。2023年国家文物局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签订《关于加强西藏文物保护利用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了央地协同。在人才培养方面，通过“区外支援+区内培养”的模式，借助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四川大学等单位的合作，以及西藏民族大学、西藏大学相关专业的系统培养，西藏文物考古人才已成长为行业主力。 

　　文物保护：守护雪域文明瑰宝 

　　60年来，西藏文物保护工作实现了从抢救性保护向系统性保护、从单体保护向整体保护的转变，让千年文物焕发新生。通过四次大规模文物普查，西藏全面摸清了文物“家底”。截至2024年12月，全区共登记各类文物点4468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373处，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0处，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组成的世界文化遗产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2016年至2024年，西藏累计投入资金28.42亿元，实施377个文物保护维修项目，完成277处石窟寺等资源调查，15通碑刻石刻入选国家文物局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 

　　重大重点文物保护工程的实施，让珍贵文化遗产得到有效呵护。“西藏三大重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对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进行全面加固维修，修复大量壁画，完善基础设施；“西藏‘十一五’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涵盖22个项目，涉及扎什伦布寺、大昭寺等重要文物单位。布达拉宫的保护工作尤为突出，通过多期维修工程、限客减负等措施，严守“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确保了这座世界屋脊宫殿的安全与风貌。同时，拉萨、日喀则等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规划有序实施，老城区建筑维修改造稳步推进，实现了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同保护。 

　　红色遗迹保护成为西藏文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90年代起，西藏通过普查发现众多重要红色遗迹，“十一五”期间对8处“红色遗迹”进行维修保护。党的十八大后，国家和自治区投入超5亿元，实施37处重要历史和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构建人防技防监管新模式，让155处革命旧址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此外，西藏积极推进“考古中国”“高原大考古”重大项目，2016年至2024年实施考古发掘项目102项，举办21个文物展和10个“云展览”，让文物保护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考古实证：勾勒文明交融脉络 

　　60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系统揭示了西藏人类文明起源、演进脉络，清晰展现了西藏与祖国内地及周边地区源远流长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西藏石器时代考古取得世界性突破，邱桑遗址发现距今约20万年前的“古人类手脚印”，入选2021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实证了青藏高原数十万年的人类演化史；尼阿底遗址距今4-3万年，以石叶技术为特征，刷新了细石叶技术进入高原的历史；昌都卡若遗址、拉萨曲贡遗址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展现出与黄河、长江流域的密切文化交流，其中昌果沟遗址发现的古青稞炭化种子，为研究雅鲁藏布江中游古人群活动提供了重要依据。 

　　早期金属时代的考古发现，进一步揭示了西藏与周边区域的文化联系。香贝墓地、布塔雄曲石棺墓等多处石棺墓的发掘，扩大了“石棺葬文化”的分布范围，出土器物与四川等地石棺墓相似，反映出西藏东部、北部与川西地区的紧密文化交流；阿里地区的皮央·东嘎遗址、故如甲木墓地、桑达隆果墓地等，构建起西藏西部考古学文化谱系，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王侯”铭文禽兽纹织锦，显示汉晋时期西藏西部与内地的密切联系；桑达隆果墓地出土的木俑，为探索西藏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新疆、中原等地的交往提供了新线索。 

　　唐代吐蕃时期的考古成果丰硕，全面展现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对外交流。藏王陵、列山墓地等超千座吐蕃墓葬的发现，反映出唐蕃帝王陵墓规制的关联，出土的丝织品、围棋子等文物，体现了与内地文化的深度融合。唐蕃会盟碑完整保存至今，碑文强调“甥舅和同”，成为汉藏友好的有力见证；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大唐天竺使出铭等金石碑刻，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为研究唐蕃关系与对外交通提供了关键依据。大昭寺银壶、当雄墓地出土的雄狮鸟纹金耳勺等金银器，融合了中原、西亚、中亚等多元文化元素，彰显了吐蕃文化的开放包容。 

　　宋元明清时期的考古发现，清晰勾勒出西藏逐步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古格王国遗址见证了西藏西部政权的更迭，萨迦寺成为元朝对西藏行政管辖的重要实证。艾旺寺塑像、夏鲁寺壁画融合了汉地、印度、尼泊尔等多元艺术风格，皮央·东嘎石窟、达拉岗布寺等佛教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为研究藏传佛教的发展与传播提供了实物资料。太昭古城、亚东海关遗址、同普县衙遗址等则见证了西藏与内地在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军事防御等方面的紧密联系，印证了各民族长期以来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历史事实。 

　　文脉永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西藏自治区成立60年来的文物考古成就，不仅构建起西藏古代文明的时空框架，更以坚实的实物证据，印证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强大的学术支撑和精神动力。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存到宋元明清的文化遗址，从高原独特的史前文化到融合多元元素的宗教艺术，每一项考古发现都在诉说着西藏与祖国内地血脉相连、文化相通的历史渊源。 

　　这些考古成果让人们深刻认识到，西藏文化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中华文明的滋养，各民族在雪域高原上繁衍生息、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遗产。布达拉宫的建筑艺术、大昭寺的宗教文物、唐蕃会盟碑的历史记载，无不彰显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文物考古工作不仅守护了珍贵的文化遗产，更挖掘了其中蕴含的民族团结基因，为增进民族认同感、凝聚民族向心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西藏文物考古事业将继续秉承“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方针，深入推进“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文物保护与研究水平，加强文物价值的挖掘阐释与传播展示。相信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西藏文物考古事业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西藏网 文/王蔚 杨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