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深刻阐释了长城的独特价值和守护好长城的重大意义。纵横四万里,跨越两千年。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文化遗产,长城在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推动中华文明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图为长城 摄影:徐讯
长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凝聚的象征
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奇迹,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见证。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彼此攻伐不断,沿封地边界互建城墙用于防御。秦朝统一六国后,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和加强北方边疆的防御,开始在战国边地城墙的基础上修筑万里长城。之后,修筑长城便成为历代中原王朝防御北部游牧部落而采用的一种军事手段。从秦汉到明清,伴随着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女真到蒙古和满洲(族)等各类政权更迭,南北方的交往互动程度不断加深,经济往来、贸易沟通、使者联结、文化交流、宗教传播乃至“和亲”联姻等,频繁而密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农业为主的中原王朝和以游牧业为主的草原政权在不同形式的互动中结成不可分割的共同体。
图为长城青石砖路 摄影:徐讯
修建长城并不仅仅是单纯的防御工程,从秦汉开始就伴随着垦戍屯田的建设活动,以保证守边将士的给养。经过长年累月的屯田开垦,长城沿线的居民日益增长,农业、商贸获得了长足发展。许多关隘、关口成了贸易中心,促进了长城沿线的商贸活动、文化交流、民众迁移和民间就业,见证了中华民族融合的进程。“走西口”“闯关东”就是经长城关口到西部、东北的简称,“丝绸之路”“万里茶道”“玉石之路”等著名商道也与长城关口的分布区域多有交集。宋代科学家沈括以“灵武西凉不用围,蕃家总待纳王师。城中半是关西种,犹有当时轧吃儿”,记载了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在长城周边共居共存的场景,充分展现了北宋时期多民族交融的良好局面。明代长城沿线耕牧交错、多民族杂居的“板升”聚落,汉、回、蒙古等民族共同开设官办贡市、关市、马市,民间自发形成的民市、月市、小市等,都是明代民族融合的缩影与见证。清康熙以后,长城内外渐无军事冲突,长城内外的民族融合持续推进,乾隆皇帝在其《古长城》一诗中既盛赞“延袤古长城,东西数万里”的雄浑气象,同时也以“然今果限谁,内外一家矣”彰显各民族亲如一家的和谐图景。
回眸千年历史,长城关内与关外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城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不断调适和融合的产物,反映出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的演进,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随着历史发展,长城作为军事防御设施的功能自清代以来逐渐消失,其在军事意义上“对峙”和“攻防”的使命虽然结束,但它推动中华民族走向“联结”和“聚合”的动力却源源不断,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媒介和象征,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长城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历史见证者
长城不间断的修筑、长城地带的形成,促进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互动交流,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古代中国中原地区,农业始终是立国之本,保护农耕就是保护国家的命脉。从战国以来,长城就一直肩负着这项使命。战国时期,有了秦、赵、燕三个诸侯国修建的长城,开始有了农耕对游牧的防御。秦汉时期创造了更为发达的农耕文明,与此同时,游牧民族的草原文明也逐渐走向成熟。而同期发展起来的万里长城,其作用主要是在农耕文明向北扩展之后,协调农耕和游牧两种生产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长城内外虽然有过刀光剑影、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但交往交流交融始终是主流。因为修建长城不是为打仗,而是为了不打仗。有了长城,战争的数量、战争的规模都大幅度地减少了。长城不再是横跨南北的边界墙,而是兄弟之间的纽带,使各民族在团结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图为2024年2月,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中学生研学团和众多游客一同爬长城 摄影:王佳豪
历史的价值在于孕育文明,而不是历史信息的登记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不断交往交流,也在不断互相产生影响。两者互相影响的过程,不仅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交流融合的过程,也是北方各游牧民族之间不断交融的过程,更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这三种区域文明不断交流和融合,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一起参与和构建,最终形成伟大的中华文明。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都是中华文明的创建者,两者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和交流活跃度,打破了彼此间的闭塞状态,扩大了古代中国的文明区域。长城不语,自有春秋。历史上长城内外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正因为谁也离不开谁,所以才需要由长城来构建共同的秩序。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大特性,在长城身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长城是探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一扇窗口;长城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创新史;长城促成了中国之“多元一统”格局的形成;长城内外隔壁兄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从对峙走向包容和开放;由农耕文明、游牧文明等共同创造的中华文明是崇尚和平的文明。可以说,长城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历史文化现象和社会文化现象的别致缩影,是中华民族长期创造的独一无二的精神历程,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历史见证者和特别象征。
长城精神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力量源泉
看雄伟的长城在中华大地上宛若游龙,使人领略到的不只是长城所蕴含的深厚美学和艺术魅力,还有它的精神感染力。长城最突出、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它所承载的伟大精神。
图为2024年6月,来自西藏拉萨的“民族团结一家亲·感恩祖国北京行”研学团成员们在长城上合影 摄影:赵振宇
行走长城,从“碣石道”山海关开始,到“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穿越莽莽燕山、巍巍太行的险峰峻岭,进入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跨过黄河天堑,沿着河西走廊的山丘、草原边地,再到戈壁荒滩、广袤沙漠,古人的聪明才智和顽强毅力令人叹服。如果把历代长城修建的工作量加起来,那肯定是世界最大的工程。因此,长城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产物,凝结着中国历代各族民众的心血和智慧。从修筑长城这样浩大的工程来看,所反映出来的是历代中央政府和军民上下同心、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不畏艰难、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渴望和平、保家卫国的爱国精神。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青砖里的长城精神已熔铸在巍峨建筑之中,更深深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里。
近代以来,面对外来侵略,长城激发了中华儿女抗争不屈的斗志和爱国情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源泉正来自1933年的古北口长城抗战,这场战役极大地激发了全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为最终取得全民族抗战伟大胜利凝聚起磅礴伟力。1935年毛主席在翻越六盘山时咏道“不到长城非好汉”,抒发了红军将士不畏艰险、敢于斗争、终成伟业的革命豪情。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军队在南口长城有效地打击了日军。1939年八路军在涞源黄土岭一带击毙了侵华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1940年八路军又在长城脚下展开了震撼中外的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胜利,共同铸就了中国人民顽强不屈、浴血奋战的爱国主义精神丰碑。
历史更迭,长城精神发生着变化。过去,长城精神更多地表现在不畏艰险、保家卫国的精神上。如今,站在牢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刻,长城精神代表的是56个民族对它的共同认识,是中国多元民族融合的象征,是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强大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奋勇前进的动力。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强调:“当今世界,人们提起中国,就会想起万里长城;提起中华文明,也会想起万里长城。”中国故事中的万里长城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符号、中国追求和平的标志。
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让长城精神融入当代,能够增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涵养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强化世界各国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长城所蕴含的丰富精神和文化内涵必将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不竭精神动力,激励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筑成“新的长城”。(文/易文文 原文刊载于《中国西藏》汉文版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