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博士生导师班班多杰
记者:中国的经学诠释学形成了“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积极循环,请您就此谈一谈开展好教义阐释,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性。
班班多杰教授:诠释学不但西方有,中国古代经学诠释学也非常发达。大家知道的儒家经学诠释学历史非常悠久,另外中国佛教中也有经学诠释学的内容。
中国的经典诠释学或者叫做经学诠释学,可以简单概括为“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这样一个体系架构。所谓的“我注六经”,就是原原本本地去解释、理解、论述经典文本的本来内容和本来意思;所谓的“六经注我”就是以六经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一种新思想、新见解、新体系。
所谓的“我注六经”,就是说“疏不驳注,注不驳经”,疏实际上就是对注的进一步解释,它不驳斥、不批判、不违背注;那么注也不违背经,意思就是说疏也好,注也好,归根到底要准确、客观地解释经的本来思想,这是“我注六经”。
关于“六经注我”,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六经责我开生面”,就是说我们要以六经为基础去创立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新体系。一方面要守正,但是不能完全拘泥固守于原来的经典,而是要根据不同的时代,赋予经新的内容、内涵、意义,只有这样,人类的思想才能不断地延续、发展、创新,文化才能发展。
佛教中有句话叫做“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意思是说佛讲的是一种思想,但是不同地方、不同语境、不同传统下的信仰者理解佛的这一思想,必须要依据自己的传统语境,要和本地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佛的思想才能更好地传达、更好地发展,这就要坚持本土化。
藏族有句谚语叫做“注释者比原作者更善巧,智者以前的好,论著以后的好。”(此为藏族谚语,亦可理解为“作者原意以前的好,解释者以后的好”)。一开始我有些不理解,注释者比原作者高明,为什么这么讲?后来和哲学诠释学、经学诠释学一结合,对照起来考察才明白,就是因为注释者结合了他的语境,结合了本地的情况,本地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时代变迁等内容,因此它发挥的作用更有效。解释一种思想,一种经典的内容,解释得好不好主要看和本地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结合得怎么样,互动得怎么样,融合得怎么样,否则就是教条主义了。
了解了“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就能更好地理解对藏传佛教教义要做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
我认为中国化包含两层意思,一个是本土化,这是从空间的角度讲,一个是时代化,这是从时间的角度讲。佛教从印度传到我国中原大地,发展了2000多年,在中国的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传播发展了1300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本土化已经很深入了,但时代化还没有完成。经典教义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因为它跟着时代走,每到一个新的时代,经典中就会被赋予时代的内涵,否则经典回应不了时代的主题,时代的内涵,就成了教条。因此,要对宗教教义做出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而且这种时代化永远在路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句话我非常欣赏,“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就是强调要融贯古今、跟上时代。(中国西藏网 记者/吴建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