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斌：选择援藏让青春不留遗憾

　　今年是中央实施对口援藏政策27周年。27年来，一批又一批援藏干部响应国家号召，舍小家为大家，克服重重困难，以责任与担当书写初心使命，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美好生活贡献力量。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述的是首批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邬斌在结束服务期后，时隔10年以援藏干部身份重返西藏的奋斗故事。

　　邬斌，1981年1月生。2003年至2004年，为首批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于西藏。2013年至2016年，为上海市第七批援藏干部，任中共日喀则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室机关党委书记、上海援藏干部联络组秘书长。现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

　　2003年，我刚大学毕业，作为首批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志愿者，在西藏服务了一年，对那片神奇的土地很有感情。2013年，时隔10年，我选择踏上雪域高原，把青春书写在西藏的大地上。对我来说，援藏，付出就是收获，坚持就是胜利，团结就是力量。

　　选择：青春不想留遗憾

　　2013年，我正好32岁，如果在西藏再工作3年，到35岁，正好是法定的“青年”年龄的尾声，我希望抓住“青春的尾巴”，用3年时间在西藏再拼搏、奋斗一次，为我的人生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使自己的青春不留遗憾。我告诉自己，年轻时就应该奋斗，奋斗才有机会，奋斗后才不会后悔。

　　上海援藏干部的选拔非常严格，真可谓“好中选优、优中选强”。最后拿到通知时，我的内心既有欣喜，也还有点忐忑。忐忑倒不是因为担心当地的自然环境、生活条件，毕竟我有过在西藏工作生活的经历。我的忐忑在于这次进藏跟学生时代做志愿者还不一样，这次去就要扛起上海援藏这块“金字招牌”。

　　出发之前，除了参加市里为我们举办的为期一周的培训班外，我还专程去拜访了所有我能找到的“前任”秘书长。拜访他们的确让我学到了很多，在那边工作干什么、怎么干，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其中的规律和机理是什么等等，对那里的工作情况有了些初步认识。

　　同时我也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比如系统梳理了前6批的援藏项目建设、队伍建设、两地交流交往中的一些经验和传统。在行前的团队建设准备会上与队员们做分享，尽可能帮助大家尽快适应当地环境。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时候我这个秘书长就“提前上任”了。所谓秘书长，就是个“大管家”，出发前我做的另一项工作就是选派厨师长，要保障大家在当地吃得习惯。我还以第七批援藏联络组的名义，给所有援藏干部家属写了一封信。“军功章上有我们的一半，也有你们的一半”，这是一句歌词，也是发自肺腑的话。我们在前方作贡献，家属们更是在后方作牺牲。保障好大后方，才能让我们上前线时更安心，心无旁骛地投身于当地建设中去。

　　险阻：一辈子的药3年里都吃完了

　　进藏以后，我发的第一条朋友圈是：“又回到了这片土地，还是有些泪眼婆娑，好像回到了第二故乡。”心情是激动的，但艰苦的现实也必须面对。

　　进日喀则的路上，就有援藏干部刚下车没走几步就晕倒在地；进藏第一天，就有兄弟因强烈的高原反应而嘴唇乌紫、步履艰难。刚进藏，秘书长事务性的工作非常多，要安排大家的住宿，和第六批干部做交接，刚抵达日喀则我马上就要进入工作状态。第一天还好，第二天晚上就开始嘴唇发紫、头重脚轻，一量血压，飙到了170——刚到西藏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援藏干部都是一岗双责，既要开展援藏工作，又要承担在当地的任职工作，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双重的考验和挑战。我在援藏联络组中担任秘书长工作，兼任宣传文秘部、接待保障部、公寓管理部3个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市直干部第二小组的组长；在当地，担任日喀则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室机关党委书记的工作，是一个“秘书 + 管家”，要负责重大会议筹备、重要团组接待，还有大量的文稿起草、宣传文案等工作。援藏3年，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时间每天工作到晚上10点，若是有一些重要会议或者重要团组，常常要忙到半夜，曾经有过连续一个多礼拜加班到凌晨3点多的经历。

　　白天有大量的事务要协调，很难静下心来做案头工作，基本上晚上6点半以后是我在房间里动脑筋写稿子的时间。在西藏，写稿要比在平原困难很多，因为人始终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所以我们写东西都是插着氧气管，来确保大脑正常供氧，否则写着写着就会发现头脑短路了。2014年，一个加班的晚上，工作到12点多，我突然晕倒在卫生间里，大概2个多小时后才醒过来，我自己完全都不记得发生了什么，就发现身上、脚上好几处已经磕破了，大概是倒下的时候撞到了。

　　时隔10年之后，能明显感到西藏的生活工作条件比以前要好多了，但自然环境给人的生理带来的挑战还是一样。最头疼的是睡不好的问题，我们大部分干部都会失眠，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晚上都要靠吃安眠药入睡。我们有干部笑说，一辈子的药都在那3年里吃完了。

　　日喀则的自然环境有5大特点：缺氧、高寒、低气压、干燥、强辐射。从零海拔的上海到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的日喀则，援藏干部不同程度出现头痛、胸闷、失眠、心率加快、呼吸困难、血压升高等症状。我总结援藏3年，有的人“红在脸上”，出现了明显的高原红；有的人“白在头上”，头发变白、脱落是常态；还有的人“肥在心上”，不少人心脏反流，甚至心脏肥大，我自己当时就有些轻微反流，但这都是援藏的一种印记。去援藏了以后，你也不能什么都留不下，在身体上面留点印记，说明你奋斗过、奉献过。

　　印记：要做点实实在在留得下的事

　　除了在身体上留点印记，更重要的是要在工作中留下印记，援藏3年，必须得做点实实在在留得下的事情。第七批队伍出发前，市里对我们提出了“民生为本、产业为重、规划为先、人才为要”的要求。到了当地，日喀则方面则对我们这批援藏干部提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要求。特别是我们这一批的3年正值“三个恰逢”，一是恰逢西藏大事喜事密集，二是恰逢援藏工作政策转型，三是恰逢援藏队伍结构调整。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在西藏，卫生和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在卫生援藏方面，我们这批安排了资金用于日喀则人民医院迁建工程，这不仅是上海援藏历批资金最大的项目，也是日喀则 20 多年来援藏资金单批投入最多的项目。到第八批上海援藏干部的时候，日喀则人民医院已经成为西藏自治区的三甲医院。

　　前几批援藏队员一直对当地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提供接力式的救助。我们去了之后调研发现，除了先心病以外，在当地儿童特别农牧区低龄儿童中，先天性髋关节脱位的病例比较多，我们立即想办法，争取到上海的社会资源，发起了一个叫“格桑花之爱”的公益项目，到我们离开时已经资助100 多名患儿到上海做手术。一个孩子就是一个家庭，救治了一个孩子就等于帮助了一个家庭。

　　文化旅游是西藏最大的资源，也是最大的优势。在西藏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大有潜力。西藏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从“靠天吃饭”转变为“吃文化饭”“吃旅游饭”。基于这种情况，我们把文化旅游产业作为重中之重来抓。比如，借鉴上海现代农业发展的经验，在江孜县打造了红河谷现代农业示范区，探索了“两头在外”（食用菌、青稞等当地农特产品的种苗研发和末端市场销售是在上海）、“接二连三”（立足传统产业，借鉴上海农业发展经验，通过提升食用菌、青稞等高原特色农产品深加工等第二产业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以及发展高原文化旅游休闲体验为主的第三产业，走出一条农业旅游共兴的发展新路）等经验。现在，这个园区已经成为一个观光休闲和体验园区，在这里可以开展自然教育、生态教育、农业教育，农产品附加值大大提高。再比如，我们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英雄之城，同时也是西藏历史上第三大城市江孜县的宗山城堡、白居寺等真山真水为背景，打造出了西藏县级层面第一台大型原生态实景剧《江孜印迹》。这部实景剧的演员都是江孜当地的百姓，在演出旺季每人月收入可达 3000 元，即使是 100 多名群众演员，只要晚上牵着牦牛在实景剧上“转一圈”，每天也可以有 50 多元的收入。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给当地留下更多的人才“钥匙”也很重要。3年中，我们以“走出去”“请进来”的形式，组织了 80 批 1500 多名日喀则干部人才到上海学习培训或挂职锻炼，组织了上海近 200 名专家和专业技术骨干短期进藏工作，努力为当地培养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我也很高兴在我的岗位上留下了一些印记。比如编写了日喀则历史上首部党史大事记，举办了首次党史方志工作培训班，为当地电视台争取到第一辆现代化的广播电视转播车，协调上海公益机构资源为边远县建成了5所“再生电脑教室”等等。特别是作为一名团干部，我帮助日喀则团市委筹备成立了自治区首个地市级的青年创业协会，举办了第一次青年创业大赛，还吸引了上海的一些企业家去担任创业导师，辅导当地青年创业项目发展，提供资金和市场对接等。

　　3年苦吃下来，换来了成绩，也换来了情谊。上海援藏干部始终对这片土地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这份情谊会永远地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