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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农奴站起来

2019-09-06 张小康 《雪域长歌》

  巴桑原来的名字叫格桑,她的父母分别是西藏山南贡嘎县两个农奴主的奴隶。按照西藏旧法律,首先,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其次,如果男女奴隶分属不同的主人,生女孩归属于女奴的主人,生男孩归属于男奴的主人。巴桑的父母共生育两女三男。这样,巴桑和她的姐姐归属巴桑母亲的主人家所有,她的三个弟弟归属父亲的主人家所有。巴桑的母亲早逝,小弟夭折,巴桑的父亲带着几个孩子艰难度日。待孩子们慢慢长大一些,到了能干活的年龄时,先后被各自的主人叫去当奴隶,姐弟四人天各一方,孤苦伶仃。幼小的巴桑远离故乡,在拉萨的农奴主家里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活,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没有一点做人的尊严。

  1956年,巴桑十九岁,她还是女奴,什么都没有改变。哲蚌寺对面就是军区八一农场和西藏工委七一试验农场。农场里有许多藏族工人,他们每天上班,下班,唱着歌走来走去,无忧无虑,其中还有巴桑很要好的朋友。

  巴桑主人的庄园所在村里,有解放军的小分队。有时巴桑会坐在一边听解放军给穷孩子讲故事。听得多了,巴桑产生一个大胆的新念头,要投奔解放军,要寻找自由。

  原本想约几个奴隶一起逃跑,可是万一被发现怎么办呢?农奴主肯定饶不了她,还会连累别人。要跑,一定要往远处跑,否则农奴主找解放军要人怎么办?藏历七月初,人们正忙着准备过“当巴伦布”节,忙忙碌碌,仓库门没有关。巴桑趁着黑夜,忍着刚被痛打后的伤痛,偷偷摸出门向远方跑去。她身穿一件破烂的藏装,腰上系着根牛皮绳子,光着脚,躲在对面的山上。逃到哪儿,解放军才会收留她呢?她想起当雄。当雄就在青藏公路边上,听说解放军在那里修机场。她白天不敢走大路,只好翻山越岭走山路。天黑后下山,再从大路上走。饿了,摘地里的豌豆角和山上的野果子充饥;渴了,喝山沟里流下来的水;困了,找个避风的地方打个盹,醒了之后继续往前走。一天晚上,她走在大路上,边走边想:一定要改个新名字,那样没人知道她是谁、她在哪儿。她仰头看天,忽然看到了金星,藏语里的“嘎玛巴桑”。就这样,她给自己改了名字——巴桑。

  走了五天六夜终于到了当雄。巴桑找到解放军说,自己是孤儿,没有家,求解放军留下她,哪怕做小工。刚好解放军在拉萨北郊盖房子,第二天早上,解放军用汽车送巴桑回到拉萨北郊,当了小工,先在炊事班帮忙挑水、烧火和洗碗,后送她学医。她汉语太差,无法与老师沟通,又安排她去学文化。总在拉萨附近转来转去,巴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生怕被原来的农奴主发现,再抓她回去。第二年,中央决定在内地办学,为西藏培养民族干部,要学员们自愿报名。巴桑高兴极了,恨不得马上离开拉萨的她急不可待地跑去报名。

  1957年国庆节刚刚过去,巴桑就到了内地。1958年9月15日,巴桑读书的那个学校在陕西咸阳正式命名为“西藏公学”(今西藏民族学院),学制六年。从此,巴桑真正新生了。她就是后来成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的巴桑。

  布德是藏北那曲地区巴青县拉西乡的牧民。巴青县偏僻贫困,布德一家常年住在羊圈里和牛羊一起睡觉。一年四季,布德都穿件爬满虱子的光板破羊皮袄,任凭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雪,都得去给牧主放羊。碰上大雪天,他又累又饿,生了病,出门晚了点儿,牧主管家就对他又踢又打。他光着脚走在雪地上,脚冻得裂开口子,鲜血直流。一天晚上,两只小羊羔被狼叼走了,管家不由分说,一边用皮鞭狠狠地抽打布德,一边呵斥他,硬揪着布德趴在地上吃他的大便。布德痛苦地说:“那时我还不如一条狗!狗还能吃饱,我很少吃饱,狗有自由,可以随便跑,我连点自由都没有。”

  西藏和平解放,解放军来到那曲地区。1954年,青藏公路修建指挥部组织以转业军人为骨干的养路段,索县公路养护段在森林地带办了红旗林场,招收藏族农牧民当工人,布德就是其中一员。他第一次有了做人的权利,第一次按月领到工资,生活有了保障。

  1959年初,以索县哲热本和绒布寺基索(管财务的上层喇嘛)为首的叛乱武装,杀害了林场负责人王宪章和会计邓宜宾,包围了林场。那时林场有干部、职工三十多人,叛匪数十倍于他们。大家虽英勇奋战,但粮食弹药越来越少,防御阵地日益缩小,情况十分危急。场领导决定派两名藏族工人化装成当地牧民,向驻扎在安多的部队送信求援。

  任务落在二十七岁的布德和另一个工人身上。他俩换上羊皮袄,怀揣救援信,趁夜深人静,混出第一道封锁线。在第二道封锁线碰上了三百多名叛匪拦路盘问。布德沉着地回答说,自己是巴青牧民。另一工人却禁不住叛匪的威胁,承认他俩是林场工人,是给解放军送信的。

  闻听此话,布德迅速将信塞进嘴里吞了下去。匪徒气急败坏地把布德捆起来,并把他绑在马的后面,让马拖着飞跑;还把五六十斤重的盐口袋绑在他的脚上将他悬空吊起,扒光他的衣服,用皮鞭狠狠抽打他。一道道血印布满全身,鲜血往下滴淌,叛匪基索边打边问:“你是藏人,达赖喇嘛才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吃糌粑的藏人要起来反对吃大米的汉人。我只问你两条:你是跟达赖喇嘛走,还是跟毛泽东走?你是吃糌粑,还是吃大米?”

  布德毫不屈服:“我当然跟着毛泽东走!糌粑、大米我全吃!我倒要问你:汉人究竟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反对汉人?”基索狂叫:“给我狠狠地打!看他跟毛泽东走,看他吃大米去!”布德被打得皮开肉绽,失去知觉。匪徒更加歇斯底里:“不能让他这么便宜地死,让他慢慢死!”基索接着命令:“先挖他的眼珠!”叛匪把布德放下来,解开绳子按倒在地,将一块凹形圆石重重地扣在布德头顶上,并重重地敲打石头,布德的两只眼珠被压挤出来。基索残忍地用铜匙扎进布德眼眶,恶狠狠地挖出眼球,抽出小刀将眼眶和眼珠间的筋肉割断,又将烧得滚烫的酥油浇进布德的眼眶里。布德晕死过去,匪徒们仍凶恶地朝他的头踢来踢去,狞笑着吼叫:“看你嘴还硬不硬?”布德被踢醒,恍惚中听他们说:“明天剁他一个手指,后天再剁一个,十天剁他十个,叫他慢慢死!”而此时的布德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金珠玛米一定会来救我,一定会消灭这帮匪徒!一定要坚持住,活下去!”

  这时,军区已获悉林场被敌人围困的消息,派出部队火速增援索县绒布区,打跑了叛匪,解救了林场。

  战后,索县公路养路段段长崔鸣琴派人寻找送信未归的布德,他们在哲热塘官寨的大门口发现了他。三天三夜没吃没喝的布德已奄奄一息。部队立刻将他送往那曲医院抢救。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布德虽然身体恢复了健康,但双目已永远无法重见光明了。布德紧紧地抱着解放军说:“敌人挖掉了我的眼睛,但我还有耳朵听党的话,还有手干革命,还有腿走社会主义道路!”

  1960年,布德在北京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后来,布德被选为拉西乡乡长。1965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乡党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5年9月13日,布德在西藏巴青县逝世,享年七十三岁。

  1926年,次仁拉姆出生在山南隆子县桑昂曲林一个破牛棚里。很小的时候开始阿妈就背着她给农奴主干活。次仁拉姆六岁开始给农奴主看孩子,八岁上山打柴,但凡不合农奴主的意,就会被鞭子抽得身上道道血痕。隆子县的冬天特别寒冷,没有铺盖,依偎着阿妈取暖,阿妈紧紧地搂着她,泪水“嗒嗒”地落在脸上。次仁拉姆十二岁那年,她和阿爸阿妈分别被卖给两家农奴主。和阿妈分手时,阿妈看小拉姆身上只披着件破毡片,哭着脱下仅有的旧氆氇披在女儿身上;次仁拉姆大哭着死命抱住阿妈的腿,不肯分开,却硬被拖走,来到雅鲁藏布江北岸的乃东宗结巴乡。她没有想到,从此再也见不到阿爸阿妈了。

  “即使雪山变成酥油,也是被领主占有;就是河水变成牛奶,我们也喝不上一口。生命虽由父母所生,身体却为官家占有。”

  次仁拉姆二十多岁了,她爱上了一个朗生,怀上了他的孩子。领主发现后,大骂并赶走了她的爱人。孩子生在牛圈里,这孩子和次仁拉姆是一样的命运。孩子缺奶,总是啼哭,领主讨厌小孩哭,就用鞭子抽,大人小孩一齐打。一次孩子哭,领主硬把烂鞋子塞进孩子嘴里,次仁拉姆很伤心,但她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

  1959年,解放军平息叛乱的过程中,开始了民主改革,解放军和工作组来到了山南隆子县。次仁拉姆悄悄地观察了他们好多天,他们衣着朴素整洁,说话和气,哪里像谣传中的那种坏人?那天晚上,她生平第一次吃上工作组带来的白米饭,第一次听到了“平等,自由,当家做主”,好像一股甘甜的清溪流入心田。

  土改开始,次仁拉姆分到三只绵羊、一头奶牛、一间房子、一个水磨和六亩地。她的泪水止不住地流,这是幸福的泪水。“活菩萨啊!”次仁拉姆找到工作组说,“我想加入你们的组织。”

  1960年,次仁拉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她被选为结巴乡党支部委员。那时,乡长宣布可以自由组合农业互助组,忙乎了一天,最后剩下了十一户最穷的人家,没人愿意和他们一起干。包括次仁拉姆在内的这十一户都是原来的朗生。有人难过极了,说:“能飞的都组织起来了,剩下的都是过去住马厩的。”这十一户分到的所有东西加起来还不如两户中等翻身农奴的多。奴隶在农奴主家做杂役,没有农业耕作经验,难怪别人不找他们。晚上,大家都聚在次仁拉姆家里:“维啦(大姐),怎么办呢?”次仁拉姆说:“只要大家拧成一股绳,羊毛也能捆住狮子,不要看兔子腿短,一样可以翻越高山。”大伙说,旧社会没有饿死我们,困难再大也比旧社会强。

  十一户奴隶联合起来办“穷棒子互助组”,引起巨大震动。有人讥笑说:“小鸟再欢,身上不过二两肉;轻飘的炊烟经不住风吹;一人穷,十个捆在一块更穷!”次仁拉姆不在意人们的议论,他们咬紧牙关干自己的事。关键时刻,乃东县委和县政府给予他们支持和物质帮助,大伙的劲头更大了。他们虚心向有经验的人请教,翻地、施肥、撒种、除草。这是奴隶们第一次当家做主人啊!

  “古绒”是专供达赖喇嘛吃的一种白颜色的优质青稞。过去,领主放言说,普通人不能随便种植、更不能享用这优质青稞,否则就要“灾祸上身”。次仁拉姆不信邪,当年试种当年获得丰收,被誉为“百万翻身农奴”的榜样。第二年扩种,每亩产量七百多斤,超过普通青稞一两倍。第三年春播时,这种良种青稞便在全乡和全区推广开了。“朗生互助组”的名声越来越大。1963年,次仁拉姆被推荐为国庆参观团代表,到北京观礼,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后来,次仁拉姆成为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三八红旗手”和全国劳动模范,先后担任过结巴乡党支部书记、乃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60年初夏,新华社记者林田再次来到美丽的山南地区。雅鲁藏布江及其南岸支流温暖的河谷平原上油菜花盛开,青稞开始抽穗。碧绿如绒毯般的田野上,一群群翻了身的藏族妇女忙着除草、灌水,不时传出嘹亮悠扬的歌声。

  农奴翻身了,第一次过上和平自由的生活。历史上曾经是西藏政治、文化中心的泽当古城所在的乃东县,大片肥美的土地都是参加叛乱的大农奴主的庄园。自从军管会宣布,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土地今年实行“谁种谁收”(秋后再分土地)以来,群众的积极性特别高涨。世代在庄园主的土地上作奴隶、服劳役的男男女女自动组成了生产小组,共同耕作,锄草放水。他们说:“像是摘掉了生牛皮帽子1。”

  泽当附近有上万亩土地靠一条大渠灌溉。这条渠因年久失修,每到雨季总要淹没一些土地,雨少时水量不足又闹旱灾。那时给农奴主耕种差地的农奴们想修,但因差役太重无力修。平叛后,农民协会一号召,翻身农奴自动集合起来,举着红旗,来到了渠上。他们和驻地解放军、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组成了数百人的修渠队伍,从几里路以外的山上背来石块、石板,把堤岸和渠底铺好打实,运石的长蛇阵中欢乐的歌声此起彼伏。泽当镇农协主任坚赞说:“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快活地劳动过。因为小孩子也明白,今天我们劳动是为自己了!”

  民主改革中欢欣鼓舞的翻身农奴,开始自由地建设新生活。

  西藏的民主改革是西藏历史上一次最深刻、最彻底的社会变革。它摧毁了延续千年的封建农奴制,使占西藏绝大多数人口,长期受压迫、被奴役、毫无人权的百万农奴得到解放,为世界的人权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具有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意义。而这一伟大的事业,正是故事中的那群人一步一步走来,一点一点付出而铸就的。他们在我的心里,就是这个时代真正的英雄。

  注1生牛皮帽子:“戴生牛皮帽”是西藏农奴主迫害农奴的一种酷刑。牛皮湿的时候缝成帽子戴上,越干越紧,箍得人头昏眼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