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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情怀父母心

2019-09-06 张小康 《雪域长歌》

  1951年7月,抢修甘孜机场时董宏侠因临近分娩住进了军医院。那时,部队尚未来得及建立正规医院,因陋就简,把山坡上较为集中的数间藏民的房子作为临时医院的房舍;把被牛粪熏得黑黑的房子打扫干净,支起门板做病床,就算是病房了。公路才修通部分路段,物资运输困难,医疗器械及药品多数情况下只能应急。

  随着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护士将一个男婴抱到董宏侠身边。她充满爱意地看着孩子被“解放”的小手小脚手舞足蹈。伴着啼哭,孩子微睁的眼睛上方的八字眉,高鼻梁,薄嘴唇,简直和他爸一个模子倒出来似的。董宏侠忧虑地注视着因营养不良而显得瘦小的孩子:“他能适应高原吗?我养得活他吗?”她把孩子小心地抱在怀里,轻轻地抚摸着,亲着他那红红的有皱褶的小脸。

  每一个在高原孕育过新生命的女兵,都格外能体会到做母亲的不容易。从怀孕起,就必须经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董宏侠写道:“一次次的转移行军,背上的背包、米袋少说也有三四十斤,没怀孕对我来说不算回事,可怀孕后随着小生命长大,腿就像灌了铅似的,走起路来不那么利索了。遇到泥泞下雨天,地上的黏土专门和我作对,紧紧地黏在我的鞋上不让我走,有时还和我恶作剧,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把我拉倒,我忍受着疼痛,咬着牙手撑着地吃力地爬起来,一跛一拐疾步走入部队行进的行列。小东西没有被摔伤,和我一样顽强,还不时调皮地在肚子里折腾。”

  儿子终于来到了这个世界,董宏侠感到如释重负。哪知道仅仅三天的时间,一个原本先天不足的小生命承受不住寒冷、缺氧的打击,悄悄地告别了这个世界。孩子的爸爸外出执行任务,还没来得及和孩子见上一面!一个星期后,毫不知情的爸爸冲进病房……夫妻俩怔怔地坐着,相对无言。时间凝固了,不知过了多久,一个沉重而痛苦的声音响起:“宏侠,不要难过,想开点,还有好多事等我们去做呢……”

  李碧苍和妻子黄素民一起进藏,李碧苍任五十二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黄素民一直在拉萨的军区后勤部任打字员。

  1957年,黄素民生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夫妇俩高兴地给孩子起名字叫“世峰”,“世界高峰”的意思。不久,李碧苍调到日喀则工作,不在妻儿身边照顾。孩子刚满月,黄素民就抱着孩子,坐着牛皮船过雅鲁藏布江去找他。因为高原缺氧,孩子哭了整整一天,看着他喘不上气来的样子,二十一岁的黄素民来不及去找孩子的爸爸,抱着孩子跑到日喀则医院求救。黄素民说:“孩子到了那里已经快不行了,一吸氧就咯血……孩子最终没能救过来。孩子没了,我自己一路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团部的……”孩子只活了四十天,黄素民伤心欲绝。

  四年后,李碧苍又调至林芝农场工作。在拉萨一直坚持工作到怀孕八个月时,医生叮嘱黄素民必须休息。她想起生第一个孩子的经历,一心想着去林芝农场,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有丈夫的陪伴比什么都重要。

  1961年2月,在一位朋友的帮忙下,黄素民找到一辆可以搭乘去林芝的大卡车,她带着分娩和坐月子需要的东西上了路。中途在皮康兵站歇脚,黄素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那一天,差点成了她和肚子里的孩子生命的最后一天。

  天不亮,黄素民开始腹痛。不到7点钟,黄素民就要生了。偏偏不凑巧,兵站唯一的医生送病员到拉萨去了,兵站里没有人可以帮忙。兵站的木板房子里四面透风,孩子生出来四十分钟,还没有找到人来帮忙。黄素民绝望地看着那个刚刚出生、脐带仍然与自己连在一起的小生命。孩子,你能活下来吗?

  兵站的人好不容易找来一个路过部队的司药,他年纪轻又不懂临床医疗。小司药勉强帮黄素民把孩子的脐带剪断,用布把孩子包起来。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多钟,闻讯赶来的李碧苍才出现在黄素民的面前。虚弱的她,一整天只喝了一碗红糖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那小小的新生儿此时已冻得全身发紫,口吐白沫。附近实在找不到会救助的人,李碧苍只好抱着母女俩坐车赶往林芝,那里有参加平叛的五十四军一三四师卫生营。从皮康到林芝两百多公里的路,一路颠簸走了近六个小时,路上黄素民一直出血不止,垫在她身下的军大衣几乎被鲜血全部浸透。到卫生营时,黄素民由于失血过多,已经出现心力衰竭和休克。卫生营的医疗条件有限,没有血库,怎么办?医生们到附近部队、农场找来了四十多个战士,现场验血、献血、输血。经过抢救,黄素民缓了过来。

  卫生营没有新生儿温箱,只好把奄奄一息的孩子放在一个自制的小木箱里,摆上六个温水袋,替代新生儿温箱,再由四个特护轮流照顾治疗……孩子活了下来。夫妻俩给这个有顽强生命力的孩子取名“李韧”。

  来自西藏军区成都保育院半年一次的汇报信,曾经是身在拉萨的杨一真和王孟真获悉儿子身高、发育情况的唯一渠道。“每次收到信,我就要哭半夜。”直到现在,王孟真一说起来,眼泪还是差一点夺眶而出。

  “那时,不管是因为想念孩子,还是因为汇报信上的坏消息,每次收到信都会大哭不止。老大是个女孩,孩子才十一个月大时,就离开我们送到成都保育院。分别时,孩子在屋里面哭,大人在屋外面哭。我们想要了解孩子的情况,只有通过保育院每半年一次的汇报信。我们的孩子到一岁半还不会走路,后来才知道是缺钙,髋关节脱臼,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直到大女儿六岁时,杨一真才把她从成都保育院接到拉萨,一家人团聚。

  舞蹈《洗衣歌》的创作者李俊琛直到晚年,看见别人亲热地抱着孩子和孩子玩,还是会特别心酸。孩子出生后到三岁,这一段本该是母子相处的最美妙的时光,但对李俊琛来说,却是一片空白。孩子的许许多多第一次,她永远地错过了,成为她终生的遗憾。

  1958年8月,李俊琛回河南开封老家生完孩子,很快撇下儿子匆匆赶回拉萨执行演出任务。三年后,她有幸被选派到北京参观学习,期间有短暂的两天假期,终于能顺路去四川大邑的军区保育院,看望自己托人送到那里寄宿的儿子!

  李俊琛赶到成都,搭上去保育院的班车。眼看就要见到儿子了,却出现了意外。班车途经一部队医院时,一个女兵招手搭车。可当班车停到保育院门口时,保育院的领导却挡在车前,不让司机开门,车上的人一个都不能下来!原来刚才搭车的女兵是正在住院的传染病患者,部队医院正到处找她,想到她可能来保育院看孩子,赶紧通知了保育院。

  李俊琛听说不许下车,急得直冲到车门前,司机不敢开门,她控制不住大声地喊起来:“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是从拉萨过来的,三年没见儿子了!”李俊琛大哭起来,激动地用拳头打车门,边打边哭:“我孩子生下二十八天就离开了。我还要去北京学习,没时间了,没时间了!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啊!我要看我的儿子!”最终,保育院决定给车上每个人采取消毒措施后才放行,让李俊琛排在第一个。

  孩子被领出来了。李俊琛冲到儿子面前,抱住他,泪流满面,贴着他的小脸亲了又亲,没想到儿子却吓得哇哇大哭,拼命从她怀里往外挣,又跑回保育员身后,生气地看了她一眼后把头转了过去。

  那一刻永远定格在李俊琛心里:“我特意买了糖哄孩子,可孩子根本不认我,给一块糖让他叫‘妈妈’,他还是叫‘老师’。”后来,李俊琛不想再和儿子分开,硬把儿子接到了西藏。孩子爸爸也在军区文工团工作。回到西藏,李俊琛高兴地带儿子去看演出,指给他看哪个是“爸爸”。谁料,儿子指着台上一群男演员说:“好多爸爸喽!”“那时孩子认为穿军装的解放军都一样。”她说。“大儿子今年五十岁了,到现在跟我在一起还是很客气,从小就没有撒过娇……”

  “我们小时候不能和父母在一起”,“总是住幼儿园、学校,没人接”,“父母亲都在西藏”……“他们在西藏”,这是绝大多数进藏部队人员的子女两三岁就懂得的事情,但是西藏在哪里?他们不知道,只知道父母为了西藏必须离开。感情上的疏离,也许可以通过时间慢慢拉近;而孩子们因父母的原因,落下的残疾,那些早逝的小生命,对许多“老西藏”来说,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作为女人,作为母亲,那是一种痛彻心扉的情感,是一种难以割舍的亲情……为了国家领土的完整,为了更多人生活得更好,他们把这一切都埋在了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