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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娘子军

2019-08-08 张小康 《雪域长歌》

  进藏部队中有一个为数不多的特殊群体,这就是一千一百多名女兵。虽然她们在几万人的大军中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三,但这支“雪山娘子军”却是一支特殊的战斗队。

  五十三师的男兵杜琳,至今还为当年年纪太小不懂事感到歉疚,他说:“开始时,一些女兵掉队,我总是责怪她们。翻雀儿山时,我还批评几个新分来的女兵怎么搞的,总是落在后面。后来几个老大姐专门找我谈话,说我不懂事,女同志生理期来月经,用的草纸又粗又硬,大腿内侧都磨破了,走起路来当然很困难。”

  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磨破了的皮肉粘着草纸,每走一步,就摩擦一次,钻心地疼!一段路走下来,疼得头上直冒汗。临行前发给每个女兵的几卷粗硬的草纸很快就被用完,在人烟稀少的深山沟里,在悬崖峭壁间修路时,哪儿能买到卫生纸?没有,就是没有!部队出发前,分队长提前给大家打了“预防针”,教大家把纱布做的军用蚊帐分为几份,每人一份,撕成小块叠好,以便在行军路上使用。日子长了,纱布用了洗,洗了用,都烂得不能再用了。再来月经时,女兵们只好撕扯被子里的棉花做替代品。棉花越扯越少,被子越来越薄;有的女兵的被子只剩下被套。两层薄薄的棉布,如何抵御得了高原的寒夜?

  十八军康藏工作队的队员方铭回忆说:“身上穿的一套棉衣棉裤,不仅睡觉当枕头和被子,而且还是我们女兵解决困难的贮备库,不方便时就从棉衣裤的破洞里掏棉花当卫生纸用。后来,我棉衣裤内的棉花所剩无几。”

  年轻的男兵看见女兵中“流行”扯被子里的棉花,起初以为是为了轻装,他们也把自己被子里的棉花给扯了,背着被套行军。女兵们见了又好气又好笑。

  行军中,必须紧跟队伍。有的女兵来月经,没有办法及时处理,只好任凭鲜红的经血顺着大腿流下。文工团十五岁的男兵徐永亮,还是个不谙世事的男孩。一天,部队爬过一座陡峭的大雪山后,进入一片较为平缓的开阔地,徐永亮突然发现前面队伍走过的雪地上,留下一串血迹,在一片白茫茫中显得那样扎眼。他不禁喊:“啊呀,谁受伤了?在流血!”过冰河时,河面上留下一片鲜红,令人触目惊心!几个老兵回头一看,没吭声。徐永亮往队伍前面快走几步,发现有个女兵的裤脚上一片暗红,血正顺着裤脚滴下来,他忍不住又大喊起来,立即遭到女兵们一阵白眼。徐永亮现在想起来感慨地说,那时候年纪太小,啥也不懂!

  一天蹚好几条冰河,是家常便饭。有一次,部队一天竟然过了整整二十四道冰河!女兵们的鞋袜和裤子湿了一次又一次,湿了的鞋袜和裤子全靠自己的体温在行军过程中暖干。要是遇上傍晚宿营前还要过冰河,鞋袜和裤子就更难干了。第二天早上,硬邦邦的鞋好像“冰窟窿”!

  进藏路上,首长能给女兵的特殊照顾便是尽量让出自己的马,让女兵骑上;男兵们能为女兵做的便是过冰河时,把她们背过去。这样的照顾,对谁都不轻松,谁都得咬着牙坚持,可女兵们有时并不领情。

  喻惠均过雀儿山下那道水深流急的冰河时正来月经,听到岸边男兵们招呼:“来例假的女同志过来,我们背过去。”她头也没回,把背包顶在头上,手抓住竹竿就下河去;心想,被背着过河可不光荣。于是,由男兵领着,喻惠均和战友们三五人一排,手挽手,涉过齐腰深而且冰凉透骨的河流。当我问她们,那时心里是什么感觉?女兵们的回答是:“一种没有输给男同志的自豪感!”

  宣传队里有两个十四岁的女娃娃兵,一个叫李俊琛,一个叫赵邦玲。一人一个响亮绰号“李头”和“小炮(泡)兵”。

  李俊琛个子矮,队伍前面要是有个稍高一点的人,就会把她完全挡住,所以行军、排练时,她不是在队伍的最前头,就是在最后头,反正是“头”。虽然领导包括一些年纪大点儿的男兵总是尽量让她少背点东西,可再少也要自己背行包、干粮、武器,还要背乐器和演出用品呀!离开甘孜刚出发时,小女兵们身上背着小山似的行装,个个精神饱满,恨不得一口气跑到拉萨,“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但每天几十里山路走下来,除了头晕、胸闷,脚底打着血泡,上气不接下气,背上更像压着一块大石头;腰里捆着的米袋子里还装着银圆,如灌了铅一般往下坠。

  赵邦玲,身材最瘦小,身高不足一米五,体重也就七十来斤,背上的“小山包”高过头顶,走在队伍里根本看不见人影。最小号的胶鞋穿在她脚上都还大,脚在鞋子里来回晃荡。很快,她的脚就磨出了泡,接着大泡、小泡连成一片,真成了“炮(泡)兵”。脱袜子时,连皮带肉撕下来,血淋淋一片,疼得她龇牙咧嘴,旁人看得也难受。

  总有男兵想帮她分担些重量,她却总是不答应。快到山顶时,赵邦玲眼瞅着身边一匹老马滑倒后坠入深谷,倒吸一口冷气,不敢朝下看。她只觉得头上团团浮云在动,呼吸更加急促,整个胸膛好像被压成了一张薄片,脖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似的。她干脆扯开外衣上所有的扣子,把身子弯成九十度弓形。就在赵邦玲的头越垂越低几乎要扑倒时,突然感到身上的背包动了一下,是那个一路和她开玩笑的男兵要帮她背背包。虽说已累得出不来声了,她还是费力地摇摇头。伴随着前面传来的一声“山顶快到了!同志们,加油啊!”赵邦玲和大伙儿似乎被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拼尽最后一点力气爬上山顶。那里空气更加稀薄,出奇地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人们的脸上。大家挤在一起以防被风刮倒,身上重重的背包这时倒起了点作用。下山时,那“小山包”终于从身上卸下来,垫在屁股底下当坐垫,坐“雪梯”滑下山。

  在进军行列中的女兵,没有一个愿意做弱者,都是好样的。十七岁的女兵章瑛由于饥饿,营养不良已极度虚弱,全身浮肿,她仍然坚持自己背着背包,不让别人帮助,拼尽所剩无几的气力跟着部队前进。赵邦玲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一天,走在我前面的章瑛姐姐有点异样,走着走着就开始有点踉跄,像把握不住重心似的。当休息哨声一响,她艰难地扶着树棍坐了下去。确切地说,是僵直地倒下去的。我赶紧上前一步搀扶她,看到她的脚肿得连鞋带都系不上,线袜绽开处露出的脚面皮肿胀透明得像要崩裂了似的,脚脖子肿得同小腿一般粗,膝关节肿得连弯曲都不行,身子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不能动弹。她闭上眼睛,神情痛苦地用手紧紧地按着胃,嘴巴吃力地干咂着,一口口地咽着唾液。我禁不住眼眶湿润,心想要是现在能找到一点食物多好。我抬头向荒野望去,看到远处好像有点绿色,赶紧跑了过去,竟然看到几撮野韭菜,我立即采摘下来,欣喜地将其送到章瑛姐姐的手上。她用颤抖的手将这救命的野韭菜急切地送到嘴里嚼着,嚼出让人心酸的响声……出发哨吹响了,章瑛姐姐挣扎着要站起来,我搀着她,旁边两位男同志赶紧过来将她扶了起来,背上了她的背包搀扶着她朝前走。可是,她刚刚硬撑着迈了两步,立即瘫倒在地,剩下的几根韭菜还紧紧地攥在她的手中。这时章瑛姐姐胸部剧烈地、不规则地起伏着,她脸色苍白、声音紧促、断断续续地说:‘不、不要……我实在、实在太累、太饿了,让我,让我休息……休息……’声音逐渐微弱飘忽,几近耳语,话还未说完她就闭上了眼睛,两只手慢慢耷拉下来,野韭菜撒落在地,头一歪,停止了呼吸……大家悲痛欲绝,泣不成声,在一个高坡上刨开结冰的冻土,又垒起了一座没有名字、没有墓碑的新坟。

  据1952年7月的一份部队报告记载,进军西藏两年,在高原执行任务,由于工作紧张,过度疲劳,再加上长期营养不足,部队中患心脏病的情况已非常严重:五十三师1951年一般仅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1952年变为百分之十;一五七团某些连队达到百分之十五。

  另一份1953年的报告记载,在亚东地区,1952年8月至1953年4月,一五四团在修建仓库时,曾有大批官兵因维生素B缺乏而患脚气病,脚趾溃疡,糜烂,多达五百余人,占全团的五分之一,死亡八人。患者症状一致表现为腿重无力,手足麻木,饮食不振,便秘,腿渐肿,动辄心跳、恶心呕吐,尿少……西藏军区卫生处张副处长把青稞粒在水中泡一周左右,待发芽再磨成浆,给战士们喝。用此方法后,情况逐渐改善。该报告还记载,对拉萨附近部队进行体检调查,发现心脏扩大的战士约占百分之十,劳动强度大的连队有的达到百分之三十三。高原感冒患者最多,上呼吸道感染多,其他如患大叶性肺炎、失眠、胃口不振、肠胃病、头昏痛、关节炎等病的也很多。在对随军的三百七十一名儿童检查中,二十九名有病,属于心脏方面问题的有二十三名,肺部有病的有五名,死亡二十五名,死亡的儿童中心脏病占多数。女同志月经几乎都有改变,怀孕后流产的较多,新生儿体重较轻,等等。尽管这些报告在当时的条件下,统计数字可能会有误差,但没有人会再去追究这些细节,没有人会怀疑其可信度。这些报告中的每一个数字,都触目惊心;每一个百分比,都代表着一个个团队、一个个个体、一个个故事。在如此大规模、如此高海拔的长途跋涉中,经期、怀孕、流产、疾病、残疾……哪一种都可能导致终生病痛。

  我一直在想,这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到底用什么精神在支撑着自己的身躯艰难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