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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一波三折

2019-10-22 马丽华 《青藏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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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创登山科考模式的首次尝试,正如所期待的那样,在贡嘎山获得双重叠加的成功,合作各方为此大受鼓舞,当即酝酿下一步联合行动,视线齐刷刷瞄向珠穆朗玛,志在世界第一高峰,争得一个从北坡登顶的“世界第一”。

  原计划于1959年在珠峰之巅插上五星红旗,作为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上的一份豪礼,所以科考先行,提前一年到位,包括为大部队探路打前站。可是由于1959年初的西藏突逢历史转折,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相继进行,导致突击登顶时间延后一年;原计划中尚有与苏联合作之举,不意这期间国与国之间关系不好了,结果可想而知,苏联人不来了。但是对方提供的部分物资装备已提前发运,例如步话机,就是“二战”时从德国侵略者那里缴获的战利品,这在当时的中国,还算是比较先进的设备呢!

  遵照贺老总部署,科考先行,时在1958年下半年。王富葆是首批就位的科考队员中的一个,那时多年轻啊!上一年才从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留校任教刚一年,被选中来珠峰,别提多开心。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在专业之外:联络修路事宜。那时从定日县老县城到珠峰脚下的绒布寺不通公路,王富葆和王明义二人负责运送两箱银圆,找到定日宗本(县长),委托代为组织民工配合部队开辟道路。刚刚从贡嘎山荣归的崔之久,整装再出发,1958年底到达拉萨。与其他专家不一样,起初他参加的不是科考队,是与登山队员为伍,整整一个冬季,他在藏北念青唐古拉爬山,为适应极高山进行体能的强化训练,即使不做冲顶的登山健儿,也指望能在更高处采集样品。

  参加本轮珠峰行动的总共214人,其中科考队46人,分地质、地貌、测量、气象、水文、动物和植物7个组。队员来自中科院相关研究所、地质部、水电部、林业部、国家气象局、国家测绘总局,以及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其中北京地质学院派员最多:王富洲等8名师生参加登山队,刘肇昌等3名教师参加科考队。最终王富洲成为首次从北坡登顶成功的三勇士之一。

  考察范围以珠峰为中心,从海拔均为2500米的珠峰东侧朋曲河谷、珠峰西侧绒辖河谷,到珠峰北坡海拔6500米,总面积约7000平方公里。成果体现在《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专著,首次比较全面成系统地报告了珠峰地区的多学科信息:地质组以路线调查为主,考察地层分布、时代及顺序、构造特征、变质作用等等;地貌组以现代冰川考察为重点,在中绒布冰川和东绒布冰川进行了长时间观测;水文组在绒布河沿线建立流量站和临时观测哨,进行水文观察;植物组的植被调查沿用路线考察方式,概述了植被垂直带主要特征、森林带类型、苔藓植物及各类土壤一般性状等,编制而成1:5万植被分布草图,为后来在地形图上填制森林分布简图提供了基本信息;动物组收获颇丰,共采获兽类标本22种,隶属6目13科;鸟类标本81种,隶属9目、26个科或亚科,其中两种鸟和一种兽为我国新纪录,另有两个兽类新亚种。……

  资料性文字还可以罗列一些,但数据可以更新,认知可以深化,在这一切之上,总有一些什么永不过时,所以我才愿意一访再访亲历者,尤其喜欢听讲那些在学术报告甚至通讯报道中不会出现的情节。距此次珠峰科考40年后,我去南京大学拜访王富葆教授。年逾花甲,仍在青藏研究中孜孜以求,从五六十年代之交的珠峰科考,到90年代“攀登”项目,从一个人,到带一群学生,结下终生缘分,而最早的珠峰则犹如初恋,历经岁月磨砺,记忆犹新。闲话家常式的访谈中,我得知了许多细节,比方说肩挑银圆的形象,步话机的来历;比方说在那冰雪岩石的高寒之地,踽踽独行的雪豹进入视野不足为奇,居然见有彩蝶翩飞,实在令人惊奇。结果是,他设法捉到一只,送交动物所鉴定,一个新种就此发现。还有日常生活,那时没有高压锅,寻常锅灶蒸出的米饭是夹生的,但也有例外,糯米反而熟得好些。再有就是近在身边的死亡经验:珠峰科考中牺牲了两名队员,北京大学从事大气物理的邵之庆,最后时刻是躺在王富葆的怀抱里的。另一位更年轻,汪矶,兰大尚未毕业,坚持到6800米,实在不行了,下撤到6400米,依然没能挺过来……

  说到牺牲,通常的说法是,一部珠峰登山史,牺牲人数约占总人数的1/10。不过可能是从前的说法,现在毕竟条件好多了,有经验了,减员率似应降低了。登顶珠峰,最早从北坡尝试。北坡起点高,距离峰顶近,令人想当然认为路线便捷,试过了才知道南坡其实更容易一些。从1921年到1938年,英国登山队选择中国境内的东北山脊为路线,组织过7次攀登,均告失败。最早付出代价的英国著名登山探险家乔治·马洛里,是在1924年第二次尝试从北坡登顶时,与同伴安德鲁·欧文失踪于“第二台阶”的。由于遗体未能找到,是否登顶成功不得而知,涉及珠峰登山史中谁是第一,“马—欧之谜”遂成20世纪欧洲悬念。马洛里,就是说过名言“因为它(山)在那里”的人。

  崔之久最终没能与登山队同行,“下放”归队,跟王富葆同在地貌组,活动在珠峰北坡,主研冰川,测量绘图,在冰川末端设标志,观察它的前进后退。两具登山者遗体就是在冰塔林中发现的。时间在1959年3月30日,地点在东绒布冰川的冰塔林左侧,海拔6300~6400米的地方。周身以帐篷包裹,毛衣碎了,面容及黄头发一看就是西方人特征,想必曾为冰雪掩埋,冰川退缩方才暴露。此情此景,引发物伤其类的感情,他们用石块重新将之掩埋。20年后当国门开放,王教授有机会见到外国同行,提及此事,对方一听很激动,急切打听细节,是不是马洛里或者欧文,还是1936年失踪的两名英国登山者?你们怎么不带回一些遗物哪怕是头发呢?

  闻听此言,王富葆也很遗憾,哪里想得到至少应当记方位、留标识,现在这类常识谁都懂得,而当年则无从知晓。

  ——1999年,一支美国登山队在珠峰海拔8170米处找到马洛里遗体,因为没能找到欧文和照相机,是否为珠峰第一人依然成谜。

  王富葆先生讲述中最精彩片段,是有关1960年突击登顶时刻。在这个极其关键的节点,整个营地全体人员既紧张又兴奋,不仅气象组全力配合,科考队同样暂停业务,全力以赴。

  王教授说他一连几天坚守在7007米高度的北坳,负责登顶人员与大本营之间的联络,登顶成功的信号弹,就是他在第一时间发出的。

  登山队发起总攻那两天,从北京到拉萨,都在紧张等待——北京的周恩来总理守在电话机旁彻夜不眠,拉萨的谭冠三将军守在电话机旁彻夜不眠,珠峰大本营几十双眼睛盯住珠峰山腰的北坳,同样彻夜不眠。北坳只有一个人,王富葆,唯有在此位置能够直接观察到登顶成功与否。

  4位登顶队员到达海拔8600米高度,攀登珠峰天险第二台阶,曾被西方人视为不可逾越的一座峭壁,当年马洛里最有可能在此滑坠的地方。现在有一个人做了人梯——刘连满,拼尽气力用肩膀托举起战友,自己却站不起来了。

  熹微中,看得见高与天齐的三个剪影,三位英雄终于成功登上峰巅!这一刻是1960年5月25日凌晨4时。王富葆激动万分,打开步话机,向大本营报告。但对方只听到一声呼叫,没了动静。这位联络员着急,又拍又打,无奈不灵,这才想起连发三颗红色信号弹——

  事先约定,上去了用红色,没上去用蓝色;上去几人发几颗。

  有人摸黑上了北坳,大本营送来步话机并核实情况,但刚送上来的步话机依然无声——

  事后查找原因:凌晨时分天气严寒,哈出的热气瞬间凝结成冰,导致短路。

  三位登顶英雄是王富洲、贡布和屈银华,他们在共和国登山史上写下了光彩一笔。未能登顶的刘连满也是英雄,做了人梯滞留第二台阶,氧气瓶里所余不多,但他只想留给凯旋者,没吸一口氧,居然坚持到生还,真是奇迹。幕后的英雄也是,一连在北坳待了几天的王富葆,被搀进帐篷,面对烧好的饭,已经既伸不出手,也张不开口,连话都讲不出来了。

  正如众望所归,中国登山队1960年攀上地球之巅,开创了珠峰登山史上北坡登顶的第一次,随队记者郭超人以极快速度发表长篇通讯《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为举国欢腾推波助澜。这一壮举本应名垂世界登山史册,遗憾的是,只因缺少一个“立此存照”步骤,国际登山界未予承认。听说是胶片用光了,以致在峰顶既未拍电影也未留下照片。关于这一点,再归咎于别人心存偏见就不客观了。不限于登山界,仅有勇气和热情是不够的,还要学会与国际惯例接轨,遵守既定规则。所以,1975年登山科考测绘中,再度从北坡登顶成功,调动了一应科技手段,9位中国登山英雄在峰巅竖起觇标,高举国旗,留下了永恒形象,这一次再无争议。

  说到珠峰四次大规模综合考察,一般会讲三次与登山相联系,而把1966—1968年那次单列,实际情况则是,仍因登山而起的重新布局。1960年登顶成功而未获国际认可,国人心中大不服,既然已经“征服”过,再上一回也无妨!国家体委信心十足,中科院乐意配合,有望顺利进行。这中间隔了一个两家合作进行的1964希夏邦马登山科考,待到再度联手珠峰行动,议定于1967年5月正式登顶。刘东生、施雅风担任正副队长的本次珠峰科考,组织近百人团队,整合数十学科,划分为5个大专题组,各组划分若干小组:地质、古生物为第一组,常承法、文世宣担任正副组长,文先生同时兼任地层古生物小组组长;第二专题组是地理组,组长张荣祖,包括生物和土壤;第三专题组是谢自楚任组长的冰川组;第四专题组人员由国家测绘部门派出,第五专题组为高山生理专业。总之阵容较前更强,郑度、曹文宣、常承法、高登义等等后来的多位院士和青藏研究骨干,都是队员;考察范围更广,北坡南坡,总共5万平方公里。

  照例是科考先行,提前一年上山,孰料国内形势风云突变,“十年动乱”开始,多少计划“泡汤”!其结果是,先行一步的科考险些中途夭折,前文所讲冰川学家谢自楚“两上珠峰”的故事即例证,后续的登山呢,根本就是“胎死腹中”了。

  这些背景内幕,是许多年后由地层古生物学家文世宣先生透露的。文先生与青藏高原结缘今生,即得益于此次组队被选中,同事中还有王义刚和章炳高,都是海洋古生物分类专家。

  南京分院一同前往的还有两位土壤学家。此一去山重水复,但出发时何其潇洒!1966年春节刚过,31岁的文世宣告别娇妻幼子,说今年就不回家啦,明年回,再见!到达目的地,无限喜悦,“珠穆朗玛,我们来啦!”话音刚落地,化石迎面来,地层古生物组喜获“开门红”:野外考察第一天,就在聂拉木县境中尼公路旁的山坡,好几个大时代地层仿佛正在列队迎候——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此前中外人士在珠峰地区根据零星发现,对地层年代有过判断,这一次以可靠证据,一下子把年代上推了一两亿年!不必拿回实验室分析确认,是直观可见的化石当场给出的答案,所以大家欢呼雀跃,“可以说是欢声震动了山谷”,文先生形容说。当晚就向队里报喜,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的专家由队长刘东生亲自作陪,现场拍摄,纪录片《无限风光在险峰》后来全国公映。

  开门红,大丰收,令兄弟学科羡慕极了。队友孔昭宸是唯一的古植物学家,一连多日无发现,不由得着急。幸有登山队先捡到一小块带有植物印痕的炭质粉砂页岩,令他激动不已,连忙赶往海拔4600米坡地,寻找原始地层,终于在一个名叫沃鲁隆的小山包上,采集到化石二十几块。后来送请徐仁先生鉴定,这组两亿多年前的植物化石,大多属于种子蕨类的习见舌羊齿,可与印度晚二叠世早期地层中的植物化石进行比对,从而确认它们同属冈瓦纳大陆沉积,进而提出定日县一带原为冈瓦纳大陆的一部分。

  古脊椎动物所的专家不用寻找,邱占祥带队,直奔两年前希峰科考中发现并试掘过的鱼龙化石埋藏地,在定日苏热山进行精细发掘,整整装载了40箱!

  说是不回家,1966年还是提前回南京,动乱中挨过一年,满心巴望再上珠峰。1967年行程甚晚,8月底才动身,这一次临别时没说今年不回家,但是年底结束考察直奔北京做总结,真就当年未归。在京期间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新华社记者来访,让这些在运动中颠沛已久、斯文正在“扫地”的科学家们受宠若惊的是,记者还说,稿件将送聂荣臻元帅亲自审查,“要像报道原子弹爆炸那样的规格报道你们!”

  后来的报道宣传果然轰动,拿文老的话形容,谓之“登峰造极”。先是1968年1月17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半小时的“新闻联播”中,有关珠峰科考的新闻占去一半时间;第二天早上重播,继之以长篇报道《无限风光在险峰》。同一天,全国各大报都根据新华社通稿予以转发,可谓连篇累牍:占据《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加编者按“人类科技史上空前伟大的壮举”,第三版长篇通讯占了整版,第六版,考察图片专版。虽然依当时惯例,报道中不体现个人,皆以“革命的科技工作者”代之,但是作为英雄群体中的一员,大家仍是倍受鼓舞。稍有遗憾的是,这份报纸文先生却没能买到,等他听完广播赶到报摊,早被一抢而光,可见那年头科学信息多么稀罕。后来文先生借出本所订阅的报纸,认认真真手抄了全文,珍藏至今。

  1968年,还有一批人三上珠峰,做补充考察。外业三年,搁置三年,1972年由施雅风先生召集专家,总结撰写“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丛书,1974年起由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题写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