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藏网 > 青藏光芒|马丽华专栏 > 第2章

领军人是这样炼成的

2019-05-14 马丽华 《青藏光芒》

  听孙鸿烈先生讲经历,若说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幕是“看电影”,是不是有些奇怪?可是电影并非一般的电影,是《创业》;也并非寻常年头寻常地点,是在1975年的拉萨。

  其时西藏科考进入第三年,条件大为改善:青藏队队部已在拉萨西郊的格培山前安营扎寨,建了基地,后勤保障加强。格培山就像一列屏风,横亘拉萨市区以北,既不雄伟还有些荒凉,只在山褶处可见绿树,山下则是大片湿地牧场。基地大本营位于自治区第三招待所大院内,一大片相当像样的建筑,自治区党校从藏东的易贡搬迁至此,是后来的事情;做了校址,拉萨人依然习称“三所”。三所有座大礼堂,兼做电影院。当年春夏之交,正值空中和地面各路人马齐集拉萨,大礼堂一连三晚放映《创业》,孙鸿烈一连三晚端坐观看。影片主人公,那位饱经忧患、矢志不渝、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殊勋的总工程师形象,正是以孙鸿烈的父亲为原型塑造的。新中国诞生前夕,甘肃玉门油矿总地质师孙健初先生,既谢绝了美国同行的邀请,没有出国赴美,也没按旧政权要求撤往新疆,而是和工人一起留守护矿,迎接玉门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任职于石油管理总局并担任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为了永远的铭记,玉门人、家乡人、中国人为之塑像立碑,象征着“中国石油之父”精神不朽、业绩长存。

  电影《创业》的公映也经历过反复。特殊年代里,由于影片正面刻画颂扬了知识分子,曾一度禁演,幸好毛主席说了“此片无大错”,复又开禁。看过一遍再一遍,孙鸿烈说,每当他凝望着银幕上的父辈形象,都会情不自禁,热泪盈眶——父辈形象,由父亲一代救亡图存的中国科学家群体叠化而成,就像一面令人高举远慕的旗帜,从血脉到精神,从事业到命运,感召着、指引着自己的一生一世。

  孙鸿烈先生1932年出生于北平, 1937年抗战爆发,举家迁往南京。父亲又远赴玉门找石油,行前托付地质调查所同事好友照顾家小。南京沦陷前,母子俩由父亲的同事保护,挤上渡船,经南昌、长沙撤至重庆……这就是童年孙鸿烈最初的经历。记忆里有逃难的人群,有日寇飞机的轰炸,有重庆北碚“难民村”泥巴糊的竹篱家院。同住一院的,恰是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专家,后来皆成大家:陈恩凤、马溶之、熊毅、李连捷、刘海蓬,等等。有一组统计数字很有意思:新中国第一批院士(时称学部委员),倒有半数经历过重庆大轰炸——国难当头,仍不忘调查研究做学问,话语间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土壤”,从此这两个字深植于儿时记忆。


少儿时代的孙鸿烈,与父母合影于甘肃酒泉

  1941年随母亲辗转来到玉门油矿附近的酒泉,一家三口终得团聚。在酒泉读过小学读初中,兰州读高中,喝了三年黄河水。在西北师院附中,少年孙鸿烈不仅学业优异,尤其数学拔尖,担任班主席,同时身兼学校话剧团主力。师院附中校址在兰州远郊的十里店,作为住校生,他虽然热爱校园生活,最盼望的还是假日,可以回到父母身边。暑假期间,甚至可以跟随父亲的地质调查队到野外,骑马骑骆驼。在青藏高原北缘祁连山下,极目大漠旷野,雪山草原,少年情怀中,“野外”是最初的召唤和向往。

  1950年高中毕业前夕,父亲调至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任职,全家搬回北京。父亲老友李连捷和刘海蓬前来看望——“难民村”里的邻居,日机轰炸的硝烟里还不忘讨论土壤的这两位,正好都在北京农业大学土壤系当教授,眼见当年的毛头小子已成青年才俊,满心欢喜,听说正为高考选专业,二人遂力荐土壤学。一心想要向父辈看齐的孙鸿烈,就这样考进北农大土壤农化系。不久后李连捷教授随军进藏,任科学工作队农业组组长,沿川藏线考察土壤资源,在拉萨指导建立农场、农业试验场。西藏,正在此时让青年孙鸿烈有了最初的概念。

  大学生活丰富多彩,名师教导下的课堂听讲,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当班主席、当学生会主席,锻炼了组织管理能力。尤其暑假中的野外实习,到过张家口、呼和浩特、包头、银川各地,实地考察草原、荒漠中不一样的土壤类型,不同海拔高度的土壤分布规律,在未来的土壤学家那里,全都是十分有用的知识和经验。


青年时代的孙鸿烈,作为大学生代表,参加国际农科学生代表大会

  大学毕业,就业第一岗是留校,在北农大土壤研究室当助教。正赶上1954年开始的国家大项目“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启动,年轻的助教带着更年轻的学生加入考察队。在黄河流域调研黄土,与刘东生先生相遇,从此结下半个世纪的情谊。当时已是学部委员(院士)的李连捷教授十分赞赏刘东生,特请他来给学生们上了一课,主讲野外如何观察,如何做记录。孙鸿烈看到了刘先生工整的野外笔记,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心想我也要像刘先生那样认真做学问。


野外大课堂:考察土壤和植被

  两年后继续学业,考入沈阳林业土壤研究所,做了宋达泉先生的研究生,主攻土壤地理。时值中苏合作考察黑龙江流域,林土所承担土壤、植被和林业资源专题,孙鸿烈主研黑土的形成与分类,完成相关论文之外,还编制出1:250万东北土壤图。这期间苏联土壤学界一流专家李维罗夫斯基、柯夫达、格拉西莫夫都来了,使得东北土壤研究甫一起步即直追国际水平。

  第一次去西藏,是在1961年。研究生学习阶段结束,刚刚调至中科院综考会,任命同时下达:参加西藏综合科学考察队,担当学术秘书。就这样,以父辈工作过的青藏北缘为起点,纵向穿越,一直走到喜马拉雅,并且翻山而过。出发前赶做案头,查阅了一批资料,所见旧时外国人考察活动居多,不由得心情沉重,下决心借助这次机会,在科学空白区有所作为。此时本轮科考已进行了一年,队领导已将考察定位在应用,要求查明西藏有多少荒地可供开垦,有哪些矿产可供开发,凡此种种。尽管孙鸿烈认为基础研究不可偏废,可是初出茅庐的人没有话语权,只能是在服从安排、完成任务的同时,珍惜难得机会,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就这样,在喜马拉雅南坡的亚东,当他率一小组正沉迷于自然条件和垂直地带分布规律观察时,竟被召回,被指走偏方向,是“路线错误”,不免郁闷。

  终得释怀,是在考察归来,从竺老那里得到的肯定。时任科学院副院长兼综考会主任的竺可桢先生特意听取他的汇报,一边详做笔记,所关注的恰是海拔高度、温度和降水量,自然条件与分布规律之类基础数据,以及雪线、林线、湖泊、土壤、植被变化趋势。遗憾的是,其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本次西藏科考不得不半道中止。尤其令人拊心扼腕的是,竺老这位青藏研究的倡导者,从上世纪30年代选派徐近之进藏,后来指导勉励过崔之久、孙鸿烈,部署过60年代希夏邦马、珠穆朗玛登山科考,历经磨难,刚刚目送青藏队再出发,来不及看到业绩涌现和人才辈出,即与世长辞。然而在孙鸿烈心目中,竺老何曾离去,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界奖项——竺可桢野外工作奖,不仅由青藏队集体获得过,青藏研究的后生们也有多人获此殊荣。

  西藏科考未能重启,孙鸿烈参加中科院西南考察队,主持川滇黔接壤地区分队,转战青藏高原东南缘。此后50余年不离不弃,由将才而帅才,作为青藏研究群体总领队,长期居于首席位置,完成一个终生交付。不过眼下还要再等一等,等待时机,等到具有远见卓识的大师级人物出场,等到他自己加入青藏研究事业顶层设计之列。

  这一等就是将近十年。这期间经历了“运动”,一应业务按下了“暂停键”。由于尚年轻的缘故,孙鸿烈没有成为被批判的主角,只被冠以“修正主义苗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孝子贤孙”站台陪斗,所以成为最先解脱的一批。解脱之路直通五七干校,在湖北省江汉平原上,跑运输,修旧房,建新房,种庄稼,经历类似脱胎换骨的改造,孙鸿烈扛起两百斤水泥袋也可以健步如常。这期间有过一次机会,参加了综考会组建的考察队,是应青海省海南和玉树两个州之请,前去调查宜农荒地资源和草场资源。再度重操旧业令人振奋,可惜好景不长,青海归来还得重回干校,等待单位撤销就地分配。忽有小道消息传来,说周总理认为综考会还是很重要,撤不得。无从分辨确切与否,能够确定的是由周培源传达的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指示,这就足够了。随后群体的和个体的命运改观,孙鸿烈接到通知:返回京城,地理所上班,任综合自然地理室土地组副组长。

  随后是忙碌的也是喜悦的:副组长孙先生接到的第一个任务,赴兰州参会。什么会?珠峰科考总结会。然后在总结的基础上,研究制定青藏高原综合科考长远规划,即十年规划。就这样,此前历次考察过珠峰的骨干队员齐集兰州,风云际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奠基百年,对于一项事业来说,“兰州会议”的意义有多重要,说堪比“遵义会议”之于中国革命也不为过。可是当事人说起,往往一语带过,孙先生只说是担任秘书,负责起草了规划,而施雅风先生自有评价:青藏队自此一往无前,兰州会议上孙鸿烈是立了大功的!

  没错,出征仅仅两年,就以战果业绩显示了实力,领军人物已然炼成,脱颖而出。至于“科学战略家”的最终炼成,尚待担任了中科院副院长、统揽全国资源环境全局之后的建树作为。

  此刻,在三所礼堂观看《创业》的那个人,每每热泪盈眶,思绪万千,心中长存无以弥补的缺憾:轮到自己创业了,敬爱的父亲却不在了——早在1952年因意外事故,孙健初先生不幸英年早逝。孙鸿烈觉得父亲留给自己的更多是精神遗产,那是爱国的精神,敬业的精神,在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的精神。跋涉在青藏高原腹地,常常想起几十年前父亲在大西北戈壁荒漠上的身影,每当此时,仿佛进行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父与子身心是那么的接近。同样是年过四旬,在已被西方地学界断言“贫油”的国土上,父亲开创了中国石油工业新纪元,而自己,却痛失了多少宝贵时光!幸好有了青藏队,幸好正在迈步走向多年理想,孙鸿烈格外珍惜这次考察机遇,从谋篇布局到专业统筹,无不竭尽全力,自然环境的恶劣、生活条件的艰苦,全都不在话下。即使在率队阿里考察时,被告知疑似患了“舌癌”(后被否定)时也拒不回京;同时也格外爱惜这一群知识分子——老青藏们对于老队长全都是有口皆碑,说这位青藏研究第一人正是这项事业持之以恒的凝聚力所在。当然,谦逊的孙鸿烈不同意这一说法,只说是由于事业的魅力、高原的魅力,是青藏研究内驱力凝聚起一个献身事业的优秀群体。

  以1973年为节点,此前被称作新中国青藏科考第一阶段。两相比较,既有连接契合,差别也明显。以中科院青藏科考队建立为标志,第二阶段(1973—1992)少了临时性、随机性,从而成建制、规范化,不再是权宜之计,所以一做20年。自然过渡到第三阶段,以1992年孙鸿烈院士首倡并担任首席科学家的“攀登计划”青藏项目为标志,作为多学科大综合的青藏研究事业的基础已经筑牢。路,越走越宽;人,越聚越多。看来不可思议,实则水到渠成:事业成功诸要素已然具备——宏观前瞻的决策力,坚定不移的执行力,骨干队伍稳定,有一位好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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