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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流失海外少数民族文献文物搜寻整理工作

2019-11-15 束锡红 中国民族报

中国学者束锡红(左一)、樊锦诗(左二)、府宪展(右一)在伦敦与敦煌艺术品专家交流。 束锡红供图

  敦煌、吐鲁番、黑水城等地的文献文物自出土之时就被海外探险家掠取,珍贵的中国古代文献文物从此漂泊异国他乡。文献文物的流失,导致我国的藏学、西夏学等相关研究在一段时期内落后于国际学术界。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开始携手搜寻、整理、出版流失海外的文献文物,从根本上改变了此类研究资料匮乏的局面。通过几代专家学者的努力,中国的敦煌吐鲁番学、藏学、西夏学研究傲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基于少数民族古籍的研究也成为“大国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放眼未来,唤醒流失海外的少数民族文献文物这座沉睡的宝藏仍是学界的重要任务。

  流失海外少数民族文献文物的搜寻、整理与出版历程

  20世纪初,是中国历史上剧烈动荡的时期,也是中国文物考古获得重大发现的时期。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打开,从中发现了大约4万件写本、刻本和艺术品,其中包括5至11世纪的汉文写本、8至9世纪的藏文写本以及回鹘文、粟特文、龟兹文、于阗文、梵文、希伯来文写本等,涉及北朝、隋唐、五代宋初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社会生活等几乎所有方面。但由于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内外交困,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数万件珍贵的文献文物流落到英国、法国、日本、俄国、德国等地。此后,中国学者远涉重洋,开始了抄录、摄影、研究出版的漫长历程。

  敦煌、吐鲁番、黑水城等地出土文献文物的多样性,极大地超越了传统文献学和佛道教等专题文献学的研究范畴,对这些大宗新材料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由于大量珍贵的文物文献自出土之时就被外国探险队掠取,导致长期以来国人难以看到这些珍贵资料,遑论深入钻研。反而是海外研究不断推陈出新,相关研究领域成为国际显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学术界和出版界开始携手搜寻、整理、出版流失海外的文献文物,从根本上改变了此类研究资料匮乏的局面。通过几代专家学者的努力,中国的敦煌吐鲁番学、藏学和西夏学研究得以傲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西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各界专家的支持下,肩负起了搜集、整理、出版流失海外的黑水城西夏文、敦煌藏经洞藏文文献文物的重任,组织专家进行考证比定、编纂研究。研究人员数次远渡重洋,赴海外搜寻西夏文和古藏文文献文物,不仅经历了艰难的协商过程,还在短时间内完成了高强度的照片拍摄、文献比定、鉴别等工作,相继出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俄藏黑水城艺术品》《俄藏龟兹艺术品》等大型文献文物丛书。

  从于道泉等前辈学者远赴西方图书馆搜寻抄写藏文写本,到敦煌藏文、西夏文文献全面编目,再到大批优秀学术论文的发表,这种如饥似渴的长期求索,体现了学术界对于完整出版敦煌藏文、西夏文文献等文献文物的迫切需要,催生了海外藏少数民族文献文物的整理研究和编纂出版。其中,最为大宗的是古代藏文文献、黑水城西夏文文献、黑水城艺术品等文献文物的整理出版,这一重大文化工程有力推进了中国藏学、西夏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

  唤醒流失海外的少数民族文献文物这座宝藏任重道远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国学复兴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冯其庸、季羡林等老一辈学者一致认为,我们的国学是长期以来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广博、内容丰富的文化学术,而绝非乾嘉时期学者心目中以“汉学”“宋学”为中心的“儒学”的代名词。

  20世纪初,敦煌、吐鲁番、黑水城等地文献文物的出土,成为国际东方学研究的新材料。古代少数民族文献和艺术品资料,是这些新材料中最珍贵的部分,是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材料,也是“大国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事实证明,某一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主要依赖于新材料、新发现。首先要经过“材料学”的准备阶段,进而进入对材料所反映的社会历史事实的研究阶段。上世纪80年代至今,敦煌学已经完成了“材料学”阶段的准备工作而进入研究阶段,但是中国民族语言文字和历史问题的研究,还需要有一个积累、发布“材料”的阶段,其中的重要任务就是整理、出版流失海外的少数民族文献文物。

  例如,自上世纪90年代《俄藏黑水城文献》和本世纪初《英藏黑水城文献》《俄藏黑水城艺术品》编纂出版以来,已经公布了13卷之多,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西夏学研究材料匮乏的局面。我国的西夏学研究在这段时间取得的成果,超过了此前80多年的总量。文献资料作为历史学和其他综合学科研究的基础材料,催化了研究者的创造力,很快就步入了对于历史现象及其因果关系、规律的探究。

  但是,文字无法替代图像,在涉及诸如西夏美术史、美术考古、藏传佛教史、民俗史、服饰史等视觉领域研究的时候,在诠释佛教尊像所体现的教派发展、融合的历史问题时,俄藏黑水城艺术品就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对其进行的研究必将从全新的角度推动敦煌西域学的发展。

  再以敦煌西域藏文文献为例,在全部藏经洞流失文献中,藏文文献的数量达到1万件左右,几乎和汉文文献的数量相当。英藏、法藏藏文材料长期以来一直是8至10世纪中原和吐蕃历史最主要的研究材料,可惜国内当时仅有王尧等编纂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目录,关于英藏材料则连完整的目录也没有,学者们一般无缘对具体文献进行直接研究,而《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和《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出版改变了这一状况。

  对于藏族史料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充分论证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西藏和内地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交流和相互学习,是藏汉民族关系的主旋律;藏汉和亲以及文化社会的共生共荣,使藏族和汉族形成了血肉相连的关系。

  流失海外的少数民族文献文物内容几乎涵盖了古代人文学科的所有方面。这些材料的出版,对于研究和重构古代社会生活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的国学研究也会因此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唤醒流失海外的少数民族文献文物这座宝藏,广大学人任重而道远。(作者单位:北方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