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宗教批判理论及当代价值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虽然“宗教从一开始就是超验性的意识”，然而却是“从现实的力量中产生的”。因此，在对待宗教的问题上，马克思从一开始就超出了人本主义的宗教批判立场，力图从“现实的力量”出发，揭示宗教产生的根源——“现实的苦难”。佛教讲的“人生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说的就是现实苦难，它充斥着人的现实生活，使人难以忍受却又无力抗拒，只能在“想象的真实”中去感受“彼岸世界”的美好。所以，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只不过这种抗议采取了虚幻的形式，是“被压迫生灵”面对“无情世界”的无奈和叹息，即“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需要说明的是，从思想史上看，“鸦片”一说并非马克思的发明，它几乎是启蒙运动以来直至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理论的普遍共识。在当时欧洲的语境中，“鸦片”主要是指一种被普遍使用的麻醉剂，而没有作为毒品的负面含义。

马克思的“鸦片”一说，实际上揭示了宗教的二重性。一方面，作为“麻醉剂”，宗教在“想象的真实”中给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以精神上的慰藉和灵魂的安顿，从而部分实现了人的本质（尽管只是“在幻想中的实现”）；另一方面，在宗教中，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相反，它以牺牲人的本真生活、否定人的现世生活为前提，本质上是人的“自我异化”，即“人以‘信仰’的方式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也就是人在‘宗教’中的自我异化”。这里的“自我异化”决不仅仅是外在的依赖，而是“内化于心的规范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的‘自律’”。

因此，马克思说，宗教根本上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颠倒的根源在于我们的社会、国家本身就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批判的任务就不再是基于具体义理的对峙和辩驳。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开篇就宣告了这种纯粹的宗教批判的终结：“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从宗教出发去进一步批判使其产生和存在的世俗基础——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及其发展规律，才是马克思宗教批判的理论任务。基于此，我们说马克思宗教批判理论的实质就是把对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与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联系起来，是在哲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统一的意义上展开的彻底批判。

当今时代，由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可能固守原有的地域范围，宗教间的矛盾和摩擦也日渐增多，宗教现象表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一种宗教的现代转型都要经历不同程度的震荡。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理论应包含以下两方面主要内容。

一是正确看待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关联。马克思的宗教批判理论是内蕴于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的，宗教批判任务的最终完成要依靠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宗教问题的解决，本质上还是经济关系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政治关系的调整与变革，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理论的当代出场路径。

二是以马克思的宗教批判理论应对当今世界的宗教问题，就要澄清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与一般意义上的无神论的关系。作为彻底的宗教批判理论，这里的“彻底”并不等于简单地对立和否定，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无神论立场。事实上，早在1844年以前，马克思就已经和一般无神论划清了界限。而且在批判宗教的同时，马克思也已经自觉地展开了对一般无神论的批判。他认为，一般无神论是宗教批判的简单结果，它只是通过外在拒绝的方式祛除了超验意义上的“神”，而对于这一超验存在的现实根基缺乏最基本的关注，更遑论现实的社会政治理想的问题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批判了欧文的无神论：“共产主义是径直从无神论开始的（欧文），而无神论最初还根本不是共产主义；那种无神论主要还是一个抽象。” 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绝不是一般无神论。因为一般无神论只是对有神论的简单否定，还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的高度。共产主义是在一般无神论基础上的再度否定和超越，即认识到宗教有其存在的社会根源、自然根源、认识根源和心理根源，因此要正视宗教，而不是简单否定宗教。

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马克思的宗教批判理论“正在生成一种积极回应当代宗教问题的思想资源与实践形式”。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的宗教批判理论与中国宗教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维护民族团结与国家安全、促进宗教和谐与社会和谐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成果。（作者单位：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