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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桑公觉:难忘民族情师生情战友情

2020-11-17 西藏日报


图为洛桑公觉在翻阅资料。记者 段敏 摄

  我是党教育培养的少数民族干部。

  1956年,我进入西藏工委组织部工作。因藏文不好,随后被安排到拉萨市第二小学二年级学习藏文。一年后,进入西藏军区藏族干部学校学习。

  1959年,我被抽调到西藏军区某单位担任翻译。数月之后,工作量减少,我向领导说出自己的想法,希望继续到学校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刚得到领导同意,谁知第二天又接到通知:“明天早上,在拉萨大桥等军车,到墨竹工卡县军管会报到。”

  在墨竹工卡县军管会,我继续做翻译工作,有时也“客串”通讯员。

  一次从日多乡送信回来,我累得瘫坐在凳子上。军管会杨主任见状,关心地问我:“小伙子累坏了吧,工作怎么样?对今后有什么想法?”

  我一一作了汇报,说出了想见毛主席的愿望。多才多艺的杨主任当场给我画了主席像,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这次谈话后不久,杨主任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告诉我,经组织批准,我可以到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习。

  我是1959年9月到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的,当时被分配到3班学习(1班相当于高中,2班相当于初中,3班相当于小学)。教材发下来后,我看内容自己都会,就把教材放进了课桌里,自己到西单买了一本字典回来自学。第一次考试我考了满分,排名第一。

  于是,老师找来1班的考试卷让我做,结果我只考了47分。这之后,学校通知我到1班学习。由于底子差,课后,我总会向身边同学问不懂的问题。我还买了手电筒,晚上熄灯后,躲在被子下自学一个半小时。毕业考试时,我考了全班第五名,以前我经常问他问题的一个同学对我说:“你太厉害了,以前总是向我们问问题,现在都考到我们前面去了。”

  学校学习期间,赵德珍老师、于洪老师夫妻俩经常叫我去他们家吃饭。记得第一次去他们家吃饭时,由于太拘谨,都不知道怎么拿筷子。他们开导我,给我讲国家的发展,关心我学习和生活方面的情况,缓解了我的紧张情绪。老师们的关心关怀,让我体会到各民族兄弟亲如一家。

  1962年,中印关系紧张后,我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山南地区公安处工作。第二年,处里分来一名大学生:林洪楠。组织上考虑他刚进藏,对西藏情况不熟悉,便安排我们俩住一个宿舍,让我在照顾他生活的同时,给他讲讲西藏的风俗习惯。有一次,我找来一只风干羊腿,教他吃风干肉。他边吃边笑,笑起来嘴上的八字胡特别明显,我们后来便叫他“小胡子”。

  工作后,我们之间的感情更深了。一次,两名洛扎县籍在押犯人越狱逃跑,上级命令我和林洪楠一同追捕。见我们追得紧,逃犯主动到扎囊县投案自首。而我们却不知,一路追到洛扎县,才收到上级叫我们返回的电报。路上,我们丢了马,只能徒步前行。途中,我们穿着单衣过雪山、吃夹杂着沙子的糌粑、喝雪水解渴,体会到了什么是藏汉情、兄弟情、民族情。

  在山南地区公安处工作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领导是时任山南地区公安处处长的姜琪同志。

  姜琪同志是老革命,是十三级干部,生活有专供,但他总是把发给他的粮、油交到灶上,供大伙一起吃。他喜欢喝酥油茶,周末放假前总会问我周末有没有事,没事的话,到他家喝茶。我第一次去时,他还特地送了我两个很精致的杯子。

  姜琪同志工作很敬业。一次去错那县曲卓木乡搞社会主义教育时,他脚上起了冻疮,我找群众要来偏方,用麝香、青皮、石根和朱砂制成药,治好了他脚上的冻疮。他一个劲儿地说:“太神奇了!”问我还有没有,他要介绍给其他人。

  1965年,我被提拔为山南地区公安处副科长。1970年,在完成隆子县所谓“叛乱分子后勤部”“叛国组织”调查后,经考试,我被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那时,我们一起工作的同事有汉族、藏族、满族等,大家相处得很和谐。后来,组织上考虑到我和妻子两地分居问题,把我调回了西藏工作。

  我今年77岁了,从1956年参加工作到2006年退休,工作了50年。一路走来,我深切地感受到:“在西藏,离开民族团结,什么工作都会难以开展。”工作期间,藏族同事和汉族同事很团结,大家都相处得很好。正是在大家的共同团结奋斗下,西藏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我希望大家把这一光荣传统继续传承下去,团结一心、努力奋斗,把西藏建设得更加美好!

  人物简介:

  洛桑公觉,男,藏族,西藏贡嘎人,1943年出生。1956年在西藏工委组织部参加工作,1962年1月19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拉萨市第二小学、西藏军区藏族干部学校、中央政法干校学习。先后在西藏军区某单位、拉萨市公安局、山南地区公安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山南地区检察院、山南地区政协等单位工作。2006年,从山南地区政协副主席(正地级)岗位上退休,现在山南市乃东区泽当镇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