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金宇澄：在有限的视野里发现无限

　　

图/程泉、戴显婧、受访者提供

　　

金宇澄手绘图

图/程泉、戴显婧、受访者提供

　　金宇澄，上海作家，《上海文学》执行主编，被称为小说界的“潜伏者”。2012年以满纸沪语完成了一部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繁花》，被评为中国小说学会“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2013年12月4日，《繁花》获首届鲁迅文化奖年度小说奖。2015年8月16日，《繁花》获茅盾文学奖。

　　周佩红在《迷夜·光斑·人生观望》一文中，把金宇澄的小说概括为：以丰富的感觉思维、薄弱的理性把握创造出一种文字意境，迷离在黑暗中，“迷夜，像是金宇澄小说的一种模式”，作者看生活，始终保持一种层面的、有距离的观望姿态。

　　《繁花》斩获茅盾文学奖后，金宇澄曾说：“写了《繁花》，我越来越不明白上海，它虚无，一直是深不可测的一座原始森林，我一直在雾中，站在有限范围里，只看清一点附近的轮廓。”如他所言：人根本无法完全了解他人，人不是上帝，越是详细的内心表露，越表现出更大程度的虚假。比如我们谈起的“新小说”，注重对“人”的研究、对“人”不可知的强调，如果遮蔽内心，就是一种继续探索的方式，文学的欺骗性、全知视角的害处，则给读者一种暗示——人是完全可以被作者了解的，其实根本做不到。

　　金宇澄的视角是审慎的，极度清醒。他认为，作者不可能无所不晓，只凭过往的影像与经验，范围是狭窄的。“在我而言，只能尽可能记录所熟悉的人事，只能如此。这些狭窄范围里，等于福克纳邮票般大小的故乡——我的范围比邮票还小，能把这一小块描绘出来，已是很大的收获了。”

　　多年来，作为文学杂志的主编，这种疏离的姿态，也许与职业特性有关。“编辑和作者，是不一样的两种人，每天做不一样的两种事。编辑过眼各种来稿，以后他如果动念写小说，最清楚的，应该是立刻想到当下写作的情况，会更清楚‘写什么’‘怎么写’。他就这么天天等待、寻觅、掂量稿子，主要是经验告诉自己，什么是‘一般’，什么是‘特别’。而作者呢，活在另一种状态的世界，往往看了一肚子的经典，却只考虑自我状态。”

　　2019年3月30日，金宇澄应邀在新加坡开展了专题讲座，此时话题早已不是《繁花》，谈的更多是《繁花》之后他的思考和他的新天地。他也开始接触自己不熟悉的那部分——画画。他画了《繁花》的所有插图，后来又开始创作版画。

　　从2012年至今，在谈论《繁花》的过程中，金宇澄对自己的写作有了越来越深刻的总结和提炼。所以这次讲座，他一开始不是讲理论，而是讲他读过的各种东西，从笔记体杂录、坊间故事、居委会记录、派出所档案到自己的回忆片段。随着一个个故事的讲述，发手纸给路上美女的怪异富翁，旧货店的狼狗，上海地下室的现代白毛女，装满镜子的水晶宫……他所讲述的正是叙事的种种魅力。

　　写作属于城市的生存样貌

　　Q：这些年一直在坚持上海话写作，你觉得它的意义是什么？

　　A：这个“上海话”，需要打引号，因为它已经是改良版的上海话。为什么会坚持“上海话”写作，是因为我们几代人接受的都是普通话的写作教育，写作这件事，用的也是普通话思维，你几乎不可能用上海方言作为母语背景来讲上海故事。偶然机会，我通过网名“独上阁楼”在弄堂网进行写作，用上海方言写作特别亲切，表达的语境也很自由。地方语言像小河一样活泼，是水土自然的滋生，不受任何约束。《繁花》中有大量的人物对话，就对话写作而言很难，方言在语法以及节奏上，有它自己的优势。文学最讲究的就是语言，需要个性化的语言表达，在西方也有不少作品是用方言写作的。我觉得，方言对一个作家而言，就是他土生土长的语言，也提供了最自由流畅的表达情境。它的节奏以及语言习惯，甚至是思维方式，都会成就一种辨识度很高的语言特性，而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语言要生动，要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Q：《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对《繁花》的评价是：它建立了一座与南方有关、与城市有关的人情世态的博物馆。你觉得城市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

　　A：我看过郭沫若之子、著名建筑设计师、摄影家郭博拍摄的1993年的上海，我发现那个年代的上海和现在总有一些地方很不一样。究竟哪里不一样？ 我发现是建筑的外立面不一样，那时候的建筑没有空调外机。通过影像，我们可以对照上海的过去与现在，你会发现它有很多变化。这些不同，如果不是通过具体的影像记录，也许你自己也很难一一发现。而从语言发展的角度，上一代上海人的沪语发音和语言习惯也在经历着变化，《繁花》里的饭局变成城市人最重要的社交之地。在和平年代，上海每天经历的巨变，都落实于普通市民的世相、生活样式一点一滴的细微更替。城市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而人也在影响这座城市的发展。《繁花》强调了属于城市的生存样貌，比如书中经常有的“不响”，提出了我们经常的沉默，我们常常保持种种无言的状态，以及小说和生活里从不间断的“饭局”，都是挥之不去的时代特性。为什么我们常常保持无语，为什么我们任何理由都可以形成饭局？ 沉默、饭局的无意义，反映了一种意义。而且大量的俗世故事中间，有很多人出面讲自己的立场和判断，这些自说自话，是时代象征，是时代人群、城市人群的声音，它是很有意义的。

　　Q：在作品《回望》中你重述了父辈的故事，你觉得不同代际之间，人们对上海这座城的认知有不同吗？

　　A：人们对于一个城市的认知，基于它的背景、社会状态，以及与每时每刻发生的事密切相连。文学所要表达的正是城市经历变化时人们产生的反应。像我的父亲母亲，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其认知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所面临的生活境遇、面对的问题，也应该反映在我们当下的文学作品里。《回望》这本书，是非虚构的作品，其实我想表达的是我们依然在关心着父辈们曾经发生的事，关心上一代的故事，他们在家国背景下所面临的选择。现在的八零后、九零后是在父母呵护下长大的一代人，他们可能很少有机会回望父母，了解他们的成长经历、所接触的时代。我的建议是，他们应该去关心上一辈人的成长轨迹，从父辈身上学习更多的经验。如果你从事文学的话，要关心上一辈；哪怕你不从事文学，也要关心上一代人的生活。你需要了解我们从哪里来，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根源，于此才能知道你将去往何处。从事文学创作的话，只有了解父辈的历史，你才能创作出更有层次感的作品。在小说《碗》里，我描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两代人的纽带和境遇，试图写出两代人不同的状态。这些年轻人的存在，使得老故事充满生命力。表面上看我是在写往事，但这种过去是由更年轻的一代人来继承。把不同年龄和际遇的人放在同一个舞台，这是我一贯的审美方式。只有这样，他们之间才会产生层次和味道，这样的故事才有厚度。

　　只写最熟悉的那一小块儿上海

　　Q：可以聊一下你对目前上海文学生态的理解吗？与国内外其他城市相比，上海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A：根据上海的城市特性，它经常会涌现很多奇思妙想，这是文学界积极的风向标。上海也有很多优秀的青年评论家，这在其他城市是没有的现象，侧面说明了上海的青年文学力量有着丰厚的土壤。在2018年9月，九零后女作家王占黑凭借处女作《空响炮》获得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这个奖项旨在发掘和鼓励优秀并具潜力的青年华语作家，我有幸成为评委。王占黑就是上海文坛的新兴力量。上海拥有这种魔力，让优秀的青年文学力量聚集于此。这里有优良的文学传统，我乐观其成。虽然很多声音在说，文学已经被边缘化了，但是从我的了解来看，我压根不担心这一点。在上海，各种文学的线下集会、读书活动每周都在如火如荼进行，比如国际文学周、思南读书会、上海书展……借助现代化的网络，各种传播手段也很丰富。如今，实体书店已经呈现回暖态势，它会将人们的阅读需求从线上拉回线下，让纸质阅读重新回归到人们的生活场景里。

　　Q：你说到实体书店回暖，对文学出版有何积极的影响？

　　A：现在，在出版领域有一个大背景，对文学创作的打击很大。文学作品在线上书城的折扣力度太大，导致实体书店以及出版社的盈利状况受到很大影响。对于新书出版，是否应该设立一定的定价保护，否则长此以往会扼杀作者文学创作的积极性。而另一方面，因为线上销售总有折扣，导致书籍定价也跟着水涨船高，有水分，从整个出版生态来看，属于恶性循环，并不是一个良性的业态。

　　Q：作为文学杂志的主编，怎样扶持青年作家展开创作？ 你觉得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激发年轻人的创造力？

　　A：比方说我所在的《上海文学》，或者《收获》杂志，现在拥有大批的九零后作者群，我们都在密切关注着上海青年作家的文学创作。上海的青年文学力量包括青年小说家，也包括青年评论家。前面，我说到文学创作，年轻一代要关心上一辈人的生活。文学就是一个回望的姿态，它是起点，滋润了新青年一代文学创作的土壤。而现在，随着年轻人兴趣的多元化，在文学创作领域也更加呈现多元性，创作的分类根据现代人的兴趣点更为细分。你也会发现，新生代的文学作品特别具有创新意识。比如说，被外界称为中国原创“新一代悬疑小说旗手”的青年作家蔡骏，也包括获得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王占黑，还有周嘉宁、钱佳楠、张怡微，他们的创造力特别打动我，让我看到了青年一代的变化，属于青年一代的姿态。他们的文本结构非常特别，他们以各自的主张、所在处境和位置，来表达自己的经验、对世界的看法。立足于上海本土，他们笔下的上海和我们老一代的上海截然不同。例如周嘉宁，在创作中并不刻意凸显上海特色，她的兴趣不在于此，却在人物内心的刻画中体现了这一代人的复杂性。张怡微是更接上海地气儿的作者，小时候住在工人新村，关注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一辈人，回望父辈的过往，视角冷静平和，且不大悲大喜。

　　Q：你说过，人生犹如一片亚马孙热带雨林，深处更有深处，对你来说，文学的领地是否也是如此，深处之后亦有更深处？

　　A：倒不是说永无止境，仅仅是一个深度问题，实际上每一个人的视野都很有限，受限于他的成长环境、个人经历，因此就会对世界产生不同的看法。就像说，一个人的名片抬头是博士，但并不等于说博士什么都知道。其实，他就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知道得比你们多而已。作家也是如此，我写上海，只写我最熟悉的那一小块儿上海。这么微小的一部分，只代表了亚马孙热带雨林里最微小的一处视野，作为作家，我也只能写我最熟悉的那部分东西。小的时候，我以为作家无所不知，能够通过上帝的视角去观察整个人类，但其实不然。若想了解人性、看透人性，何尝容易？ 到了我这把年纪，依然不可能完全了解一个人。这一点，我无法胜任。而我的文学观念是让人物说话，究竟他们说了什么，留下了什么，我没有资格做评论，只能由读者自己做判断。

　　Q：文学应该保持个性特征，在当今时代，它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哪里？ 作为一个文学家，又该何为？

　　A：我在读者眼前慢慢写成《繁花》，很“奢侈”，因为时刻可以参考读者的各种议论，因此非常清楚当前读者真的是“藏龙卧虎”，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般的“作品朗读会”，诵读成书，得不到什么改进意见。如果回到类似连载的传统，每天写一节就面向读者，更容易明白所谓“低位写作”的好处、“诸位看官”的重要，这是体会。一旦越过自己的叙事范围，说了外行话，读者都心知肚明，他们向来比我更聪明，更了解这个世界。在这个时代，对作家的考验非常大。你走的每一步都要脚踏实地！ 我是这么要求我自己，我只关注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儿。不了解的领域我不会乱写，现在的读者太聪明了，我只能老老实实创作，心存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