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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藏干部钟扬:教师是他最在意的身份 追梦的脚步永不停歇

2018-11-14 中国文明网

如果说走进西藏,最初是出于生物学家的使命感,被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吸引,那么钟扬一次次决定留下来,扎根高原,播种未来,则是听从这片土地的深情召唤。

“在漫长的科考途中,我深深地觉得,这片神奇的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从此,帮助西藏大学建好生态学科,留下一支优秀科研团队,让西藏的生态研究走得更远,成为钟扬的新梦想、新目标。

在西藏的前10年,他是自掏路费的“科研志愿者”。西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单增罗布记得,钟扬刚到西藏大学那年,整个藏大理学院没有一个硕士点,植物学专业没有教授,没一位老师有博士学位。要申请研究项目简直是神话。

更关键的是,老师们并不相信钟扬的到来能带来什么改变。当钟扬提出“以项目来带学科带队伍”时,很多人都不相信能做成。但他毫不计较这些,一心就想把事情做好。

藏大老师申报国家级项目没经验、不敢报、没人报,他就挨个做工作。帮老师们义务修改项目申请书,还提供申报补助。只要申报,无论是否成功,每个项目他都自掏腰包补助2000元,用于支付申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2004年,钟扬帮助西藏大学的琼次仁老师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此前一年,琼次仁申报的项目没能通过,一度想放弃。“别担心,我们一起想办法。”那段时间,钟扬常常一边插着氧气管,一边连夜修改申请报告。最终,这个项目成为西藏大学拿到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极大增强了藏大老师们的科研信心,也加深了藏大老师与钟扬之间的友谊。

一年后,琼次仁不幸罹患癌症,弥留之际,紧紧拉着钟扬的手说:“我走时,你抬我,你来抬我。”藏族人都懂,这是他们给予朋友的最高信任。

2010年,钟扬成为中组部选派的第六批援藏干部,担任西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他曾在全校大会上放下豪言:“如果西藏大学拿不到博士学位点,我决不离开。”那时,西藏大学在理工医学科连一个硕士点都没有。

西藏大学植物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获批;钟扬领衔的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答辩通过,带出了西藏第一支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一个又一个零的突破实现了。

2013年,他立下的“誓言”实现了!西藏大学生态学博士点获得批准,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没有博士点的空白,圆了几代藏大人的梦。

2017年,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得知消息,电话那头的钟扬激动地连说3个“太好了”。

而今,这支“地方队”的研究力量已经开始参与国际竞争。在进化生物学的一些研究方面,形成了日本、欧美和中国鼎立的格局。

作为援藏干部,一般一轮是3年。但每一轮援藏快结束时,他都有无可辩驳的理由继续——第一次是要盘点青藏高原的植物家底;第二次是要把西藏当地的人才培养起来;第三次是要把学科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2015年,51岁生日那天,钟扬突发脑溢血,死里逃生。抢救后的第3天,还没有度过危险期。他在重症病房里口述记录了一封给党组织的信。经过多年在西藏的工作,他更加意识到建立高端人才队伍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老天再给我10年,把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

经过这场大病,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会放慢工作的脚步。可病后的他,脚步不仅没有放慢,反而还加快了。

出院时,医生再三叮嘱:一不能再喝酒,二要按时吃药,三不能再去高原了。第一条,对两瓶白酒下肚面不改色的他,有些痛苦,但他真的滴酒不沾了。包里多了个透明塑料小药盒,每天三顿,特别认真地数药、放药、吃药。可第三条,他实在做不到。

他戒得了酒,戒不了西藏!

几个月后,他又踏上了去西藏的路。

再次进藏时,身边的人明显感觉到他的身体大不如前,有时连上车和下车都特别吃力。劝他把节奏放慢些,他总说:“没事、没事,我很好,我还要在西藏再干10年呢。”

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陈香美所理解的钟扬:“他是真正爱国的,爱她的每一寸土地,正是这种至诚热爱,让他不畏艰险。”

育人——教师是他最在意的身份

钟扬的学生,如今已是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的拉琼发现,病后稍有恢复的他变本加厉地工作,一天排满了各种事。比如:

2017年6月24日上午到拉萨贡嘎机场,下午3点30参加西藏大学博士生答辩会,下午5点起跟藏大同事和研究生不停地处理各种学科建设和研究生论文等事情,晚上11点回到宿舍网上评阅国家基金委各项申请书,半夜1点起开始处理邮件,半夜2点上床睡觉、4点起床,4点30起床吃早餐后开始赶往墨脱进行野外科学考察。

钟扬的衣袋还总是装着很多小纸片,上面密密麻麻写满各种待办事项,每做完一项就用笔划掉。他常常感到时间不够。但再忙,他也坚持腾出大量时间倾听学生的想法,和学生深入讨论。野外采集了标本回来,他会在实验室振臂一呼,学生们就会赶来一起制作标本。大家围坐在一个大教室里,面前放上胶水、针、线,一边做事,一边听他讲故事。

学生们说,他就像一棵大树、一座大山。做他的学生是幸福的。

他喜欢做饭。虽然一个人时经常只是吃方便面,办公室堆着成箱的方便面,包里还有很多小包装的饼干。但只要有机会给学生做饭,他一定要亲自掌勺。

回锅肉、酸菜炒肉、麻辣手撕鸡……他的学生都吃过几道“钟式私房菜”。他打趣说,热爱生命首先要热爱食物。饭桌上,一些问题就讨论出来了,谁的项目怎么做,接下去的考察路线怎么定。到了野外,每天他都比学生早起一个小时,准备好早饭。

教师是他最在意的身份。他曾和同事半开玩笑说,在商场,顾客是上帝,在老师心里,就要把学生当上帝。他善于发现学生的兴趣点,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在他的实验室里,每个学生做的都是最适合自己的研究。他还愿意招少数民族学生,尽管有些人基础相对薄弱。他说:“基础差一点没关系,我帮你补,你只需要一颗热爱植物学的心。”他认为,当地学生熟悉地形,了解当地生物分布,如果受到良好的科研训练,完全可以做出成果。

他特别鼓励大家开展与自己家乡相关的生物学研究。于是,他的实验室有了拟南芥的发现和研究,有了青藏高原手掌参和山岭麻黄的研究,有了宁夏枸杞和蒙古黄芪的研究,众多具有地方特色、与民族地区背景密切相关的个性化课题在他的支持下开展了起来。

在钟扬排得密密麻麻的时间表里,西藏的事、学生的事,总是优先的。他还是很多中小学生喜爱的明星专家、“科学队长”,心甘情愿将大量宝贵的时间分给科普。他说,小时候家中那套残缺不全的《十万个为什么》让他相信,科学能深入儿童心灵。

在上海自然博物馆,近500块中英文展板上的文字都经他反复斟酌。上海自然博物馆图文项目负责人鲍其泂说,当初找到钟扬,没敢奢望他会接下这个要求高但回报少、时间紧却周期长的“烫手山芋”。没想到他二话不说就揽下了。每条不到200字的文稿,涉及天文、地质、生物、人文等学科,文字要求兼顾准确性、前沿性和可读性,一天通常只能讨论十几块图文。钟扬常和他们一字一句斟酌,他的50岁生日就是在自然博物馆的讨论会中度过的。

他撰写和翻译科普著作,销量一直位于科普类书籍前列的《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就出自他的手笔。DNA结构发现者詹姆斯·沃森的传记《基因女郎伽莫夫——发现双螺旋之后》和访谈录《DNA博士》等书也是他和团队翻译完成的。博闻强识,幽默风趣,“钟氏”译笔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他在演讲平台上作题为《种子方舟》的演讲,风度翩翩,“吸粉”无数。他给科普公众号录制《植物家族历险记》等系列故事。长颈鹿会不会游泳?石头会不会开花?这些科普小故事多半是他深夜在办公室录制的。他说他已经想好了100个小故事,要为小学生们录下来,这些故事都是从一个问题开始,既有趣又有科学性,引导孩子们学会提问。

他还乐于给不同专业的本科生开设通识教育课程。他的课不论是在西藏大学还是在复旦大学,都是备受学生追捧的热门课程。若是讲座,如不早早地去占位置,就只能站到教室外三层人墙以外的地方去听。他对生物学的态度,在科学以外,透着对人类命运、生命价值的深深思考与关怀。

他说,科普是一种令人愉悦但费时费力的工作,对科学家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挑战,绝非“没有时间”和“不感兴趣”那么简单。在他眼里,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事业,而科学家的特质就是从中提取欢乐,然后把科学和欢乐一起带给大家。

给孩子起名,钟扬也不忘“科普”。2002年,他和妻子张晓艳迎来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孩子出生前,他就想好都用红树植物命名:云杉、云实。他得意地四处推介自己的“植物起名法”:“我认为只要有可能应当都用植物给孩子命名。花花草草那么多,植物志那么厚,要想重名都难……如果蔚然成风,会给分类学带来多大的影响啊。”

约定——“钟扬”的种子已生根发芽

如果不是那场意外,从内蒙古出差回来,钟扬会抽点时间指导一下孩子的科创作业。

“科创的事我回来跟你谈,周末愉快!”这是他留给小儿子的最后一句话。

没想到,去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给那里的民族干部做“干部创新能力与思维的培养”报告,竟成了他和这个世界的道别。

2017年9月25日凌晨5点多,鄂尔多斯鄂托克前旗,他乘坐的小面包车和停在路边的大型施工装载机相撞。那时的他,正在赶往机场,原本,他会像往常出差一样搭乘早班飞机,上午到达就可以迅速投入新的工作。

“老爸,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吗?”

2017年9月9日,他刚陪两个孩子过完他们15岁的生日。关于孩子的培养,他和张晓艳有个约定:孩子12岁以前,你多管一点;12岁以后交给我来管。后来,这个时间又延到了15岁。

只是这一次,“不靠谱”的爸爸又要爽约了!

他用53岁的人生做了太多太多的事,而这只能基于他对自己和家庭时间的一再挤压。家里那张全家福已经是12年前的了。

一年前,在儿子的多次恳求下,钟扬终于答应挤出时间陪全家一起去旅游,多拍点全家福,可到了出发前,他又因为工作安排缺席了。

“父亲,你终于可以回家休息了。”

“也许你在另一个平行宇宙。”

“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能好好休息,别把自己累坏了。”孩子们默默写下。

张晓艳也愿意这样相信:以前到了凌晨两三点,我会想,他怎么还没回家呢?现在夜里常常醒来,我也会这样想,他工作太忙了,也许现在还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忙碌着呢。

张晓艳说,钟扬其实心很细,每年我生日的时候,他总会记得给两个孩子一些钱,让他们去给我准备礼物。

他对西藏的爱是深入骨髓的。孩子12岁时,他让小儿子进上海的西藏班读书,学习藏语,希望有一天能继承他的事业。小儿子会说第一句藏语时,他特别开心。

2018年1月,复旦大学钟扬教授基金成立。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是他的家人共同决定,捐出的钟扬交通事故赔偿金,用以鼓励更多热爱科研事业、热爱公益事业、热爱教育事业并具有奉献精神的师生。

3月12日,很多人来到复旦大学,在生命科学学院楼旁为他种下一棵棵树。

复旦大学和西藏大学的深厚情缘,没有因为他的离去而停步。一系列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的深入合作正在继续。

几年前,他在上海的海边种下了红树,他的愿望是,50年甚至100年以后,上海的海滩也能长满繁盛的红树——这是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这些红树又熬过了一个冬天。

他已采集了5000份西藏酸奶菌种的实物样本,希望从中分离出有经济价值的菌种,做出中国人自己的酸奶菌种。他的学生继续着这项工作。

他钟爱给中小学生讲科普,他的学生如今也已站上讲台。

…………

那颗名叫“钟扬”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

拉萨河边,他最爱的那顶藏式毡帽挂在宿舍的衣架上,似乎等待着他的主人随时归来,等待着又一个采种子的好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