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欣：援藏高原行 教育助扶贫

傅欣。

编者按：按照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安排，10月25日，2018年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在长沙召开。陈开枝、张渠伟、潘健章、郝金光、李士强、傅欣6位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者来湘作巡回报告。他们是全国脱贫攻坚一线涌现出的先进代表，身上体现着强烈的政治担当、坚韧的意志品质、无私的奉献精神，为脱贫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次来湘宣讲，向湖南传经送宝，他们分享了哪些脱贫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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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校长、上海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发展中心常务副主任 傅欣

201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对大力支持藏区教育作出重要指示。一年后，上海首次选派大规模教师队伍采用“定点组团”的方式援藏。当时，我是上海师大附中副校长。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是：担任西藏日喀则教育局副局长、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校长，并作为队长带领40位上海教师，奔赴日喀则市开展为期三年的教育援藏工作。

任务来得突然，甚至来不及事先与家里有个商量。我和妻子都是80后独生子女，家里两位老人长期患病；岳母还在化疗过程中。新学期开学，女儿就要上小学了。我想了想，给妻子打了个电话，说了任务情况，也说了自己对家庭的牵挂。差不多有半分钟，妻子在电话里说：“家里我撑起来，你放心吧！”这种坚定，给了我最为渴望的支撑。

出发那天是父亲节，前一天晚上，我参加完女儿妞妞的幼儿园毕业典礼，晚上她搂着我的手臂，一遍又一遍的问着，“爸爸，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为什么要去西藏”。我抱着她，编织着孩子能听懂的话语：“在世界最高的地方，有一群哥哥姐姐，他们渴望读书，却没有老师，他们比你更需要爸爸的帮助。”

一个尴尬的遭遇，带来德育培养的创新

和许多初到高原的人一样，好长一段时间，高原反应让我成天像患了重感冒那样不适。早上起床，心慌气短。办公室在3楼，中途要歇一下才上得去。对这些困难，我是有思想准备的。然而，遭遇的第一次尴尬，却让我始料未及。有一天，当我推开男厕所的门时，一位女孩子突然低着头冲了出来，可能是因为羞愧，从她压得很低的帽檐下能看到一张涨得通红的脸。事后，我询问后勤人员才得知，由于不文明的习惯，石子把大部分厕所都堵上了，全校室内仅仅开放了一个厕所。这时我想起了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要来个“厕所革命”，让群众用上卫生的厕所。于是，我做出了一个让受援学校教师惊讶的决定，亲自带着老师们去疏通全校的每一个厕所，让文明素养成为教育扶贫的第一课。

我这样做是为了让老师们在行动上统一思想，教育扶贫的根本在于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更多的是素养养成的教育，我们不能做只管肚子，不管脑子的事情。知识教育可能是教育援藏的重要任务，但是立德树人，才是教育扶贫的根本大计。因此，在受援学校我采取了一系列创新德育教育模式，比如：组织学生们唱起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歌，带着孩子们到乡村走访我们的扶贫攻坚帮扶点，让他们了解，幸福的生活，惠从何来；通过改善教育教学环境，维修太阳能浴室、扩建学生食堂等一些列举措，营造美好教育的氛围，激发学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有一天中午，我在学生食堂检查就餐情况，看到学生志愿者在认真地收拾餐余垃圾，突然发现其中一个是前不久刚去访问过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孩子，他好像也认出了我，在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对我轻轻的说了句“谢谢你，上海援藏老师”。我顿时感到，教育的力量在于感化，扶贫攻坚就是让所有人携手走向幸福的美好生活。

一次谈话的冲突，掀起教育援助的革新

每一名援藏教师，都是带着极大的热情，参与到脱贫攻坚战来的。但是，一次谈话的冲突，却给了我一个不怎么完美的开局。当我满怀信心，充满激情地找本地教研组长交流时，她对我提出的区域教研、远程教学、教师培养等等丝毫不感兴趣。只留下一句，“我觉得这不太会有用”结束了我们的交谈。

当理念和实践发生冲突时，我并没有放弃，我坚定地认为，教育扶贫，不是一两个教师，顶岗上课，而是以点带面，用一个个示范基地，带动一个区域的全面提高。

我们不争论，不推诿，你不相信，我便做给你看。

我带领着老师们，一次又一次地深入基层调研考察，到海拔4700米的仲巴县，到中印边境的亚东县，到人迹罕至的珠峰脚下定日县。

没有教材，我亲自主导编写校本教程、教师培训课程；偏远乡村师资不足，依托信息化，我搭建起了一个又一个远程教学点；缺乏管理经验，我以身示范，带教一批又一批的年轻教育管理干部。印象很深的是，2017年的年底，连续十多天的高烧不退，咳嗽不止，每天唯一能吃得下的就是萝卜干就稀饭，高原感冒让我苦不堪言。那天晚上吊完盐水已是8点多，外面温度是零下十几度，头晕目眩、四肢无力的我努力地爬起来要去给青年教师讲课。医生对我说“傅校长，你的感冒已经持续一周多未好，肺部出现了感染，如果不好好休息，高原肺水肿是会威胁到生命的”。作为一个已经在高原上工作近两年的人来说，我知道医生的话绝不是危言耸听，可是我一想到，临近期末，老师们白天都有教学任务，好不容易晚上抽出时间来，绝不能让他们失望。一阵冷一阵热地走上讲台，我却突然来了精神，那天晚上的课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用自己的虔诚去点燃一片片教育的未来。

短短的两年时间，一个又一个日喀则市级的名师工作室建立了起来，一个又一个教育联盟建立起来了，一批又一批的骨干教师成长起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刚才提到的那个教研组长，在事实面前很快转变了对区域教研、远程教学的态度，她如今已经是地区汉语言教学的学科带头人，她主持编写的汉语言中考复习用书，已经成为地区炙手可热的紧俏货，拉萨的家长、山南的教师都纷纷跑到我们学校来“求取真经”。

有一段媒体评论这样描述我们的工作：“新时代，我们需要怎么样的教育援建？扶贫攻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教育是其中的一环，却不是孤立的一环。‘站高一步’才能加快教育援建的引擎。再好的‘盐’只有融入水中才能吸收，而傅欣将‘盐’融入了当地学情、社情和文化的‘汤’中，融入每个人的心中，自然厚植生根，水到渠成。”

一个孩子的处罚，牵动上海阿爸的真心

教育扶贫工作，总在攻坚克难的过程中不断创新。有一次，一位藏族班主任老师冲进我的办公室，充满怨气地对我说，“校长，这个孩子要是再进我的班，我就辞职不干了”。我从她一直红到发根的脸上不难看出她此时的愤怒。我一打听才知道，她的班上，一个福利院的孩子，把老师和同学打了，吓得出逃三天三夜没回来，实在熬不住回来了，她气得不让这个孩子进课堂。大家不要责怪这个班主任，在这之前的一年里，这个班主任把自己的孩子托付在拉萨亲戚家里，像妈妈一样地陪着这个福利院孩子，带他吃，带他玩，可以说是呵护备至，比对自己的孩子还亲。

其实我知道，这个孩子的情况，不是个案。全日喀则市有六分之一的福利院孩子在我们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福利院学生人数占全校总人数的5%以上，这一直是本地教师的一块心病，拒绝接受这些孩子的呼声非常高。我带着本地教师和援藏教师利用休假日的时间来到福利院，开展“成长陪伴”行动。面对孩子们好奇而又胆怯的双眼，我对他们说，我就是你们的上海阿爸。记得中秋节前夕在福利院举办的欢庆晚会，那天正是我女儿的生日，我对着孩子说了一段题为“永远不要放弃”的祝福词。我告诉孩子们，在北京，有一位习爷爷，他时刻牵挂着每个孩子的成长。我告诉孩子们，有一个女孩，跟你们年纪相仿，她的生日，爸爸不能陪在身边。我告诉孩子们，她的爸爸也就是你们的上海阿爸，会关注着你们的成长，所以请你们永远不要放弃自己。

100多个孩子，如果教育不去坚守它的公平，可能就是未来一百多户贫困人口。教育扶贫，虽然不像其他很多扶贫工程，能够立竿见影地看到数据增长，但是，教育扶贫又是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的百年大计，只有通过教育，实现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才能让扶贫开发效果可持续，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彻底脱贫。每一个需要我们的孩子，都牵动着我们教育工作者的心。

一次珠峰下的下乡考察，立下坚守教育的梦想

一次送教下乡的经历，让我了解到在珠峰脚下，喜马拉雅山南麓还有二个边境自然村，那里的学校按照国家的正常师生配比，小学一个年级才只有一个教师。当地教育局的领导跟我说，当地的老百姓都非常热爱家乡的土地，但要让他们留得安心，留得踏实，就要让那里的娃娃能读得了书。当我走到边境线上，看到升起的一面面五星红旗的时候，那种使命和责任感便油然而生，真正领会和感受到了“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意义。为了祖国的边疆稳定，为了边境线上老百姓的安定团结，我们就一定要把教育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带上教材，扛着设备，走遍了日喀则市边境一带的每一所学校，尽我最大努力践行教育公平，力图帮助每个县建立起自己的教师培训体系，共享上海的教学成果资源，拉近两地的教育发展的差距，让同一片蓝天下，西藏和上海两地的孩子站在同样起点的教育水准上。

当我走到一个个乡村小学和贫困县中学时，当地的领导和老师拉着我的手说，这些年国家教育投入越来越大，学校硬件建设条件是越来越好，可是我们就是缺老师啊，特别缺优秀的教师。这让我更坚定了内心的信念，扶贫攻坚的队伍中，教育绝不会缺位。面对着延绵不绝的边境山脉，我念出了自己的诗句，它的最后两句是：圆我教育情，执教御国门。